1997年，当谈到美国的人口结构变化时，前总统克林顿说道：“这有可能成为美国的第三次大革命，以证明当欧洲文化不作为主体文化时，我们理论上也可以生存。”一年之后，在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他为毕业班的同学们描绘了一幅他们的子孙后代的居住环境：

在50多年后，多数民族在美国将不复存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经历了如此重大的人口结构改变。（这些移民）让我们的文化变得更有活力，他们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他们重塑了我们最为基本的价值观，并时刻提醒着我们，身为一名美国人的真正含义。

这一场景令人震惊。一位美国总统亲口告诉以白人为主体的学生群体，有一天，他们自己的民族将不再是美国的多数民族，可国家仍将由多数民族来主宰。面对如此出人意料的消息，大部分人也许会呆坐着哑口无言，或者为前景感到愤愤不平。而当听到他们及他们的后代将会被政府定义为少数民族时，波特兰州立大学的学生们却欢呼了起来。在我们最棒的、最聪明的接班人中，有很多人是在满怀欣喜地期待着美国白人变成少数民族这一天的，尽管其先辈们是“为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后代”而创建的这个国家。

种族受虐主义（ethnomasochism），指的是一个民族可以通过丧失其主体地位而会获得快感。这是一种心病。在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时代，这种病在美国是不存在的。其根源来自一种意识形态，詹姆斯·伯恩哈姆（James Burnham）称其为“西方自杀思想”。当一个民族将不可避免地离开历史舞台并不得不接受该现实时，这种信仰体系给人带来了吗啡般的抚慰。苏珊·桑塔格就是种族受虐主义者的典型，她在《宗派评论》中写道：“白种人是人类历史中的毒瘤。”

当得知自己的民族将转为少数时，大多数民族都会沉默、忧虑甚至惧怕。就像希腊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写到的，有什么比失去自己的家园更令人痛苦的呢？而我们的漠不关心说明了什么？我们的沉着自信是从哪儿来的，凭什么就觉得未来的一切都会很好？20年前，亚瑟·施莱辛格在观察了世界和自己的民族后写道：

200年之后，民族主义依旧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政治情感——它比包括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甚至民主在内的各种社会意识形态还要重要得多。在一个国家中，民族主义的形式表现为种族划分或部落主义。在美国，我们没有看到民族平等，取而代之的是民族情绪高涨，进而形成了全球热的一部分。

全球热并未被打破，反而越来越严重了。人种和种族划分是重要问题。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这种想法是可憎的。在对历史学家尼尔·欧文·朋特（Nell Irvin Painter）所著的《白人历史》进行评论时，安东尼·帕格顿（Anthony Pagden）痛苦万分地同这种想法划清了界限。(www.daowen.com)

现代遗传学已经最终证明了种族其实并不存在。感谢人类基因组图谱让我们终于明白了，在每个人自己的遗传物质中，有99.99%的部分都与其他人相同。无独有偶，如今在科学界，肤色和相貌已经不再是判断人群分类的最为直观的方法了。

可是，种族的观念仍在延续：美国依然深受其困。

这也许是一种传统的学术智慧。然而，撇开教授所写的遗传学文章的真相及“科学界”所坚持的观点不谈，任何一个表现出对种族问题不在意的人，在别人眼中亦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正是凭借这股力量，非洲人民和亚洲人民才得以推翻了西方帝国主义，而无数国家亦因此而走向分裂。施莱辛格曾写道，种族民族主义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政治情感”。

“相似性是产生爱的一种原因，”阿奎奈（Aquinas）写道，“两个白人拥有相同的白色皮肤。于是，两个人在一起时，感情由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他希望对方好，正如同他希望自己好一样。”

“天使博士”阿奎奈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同一种族的人之间产生的亲密关系是自然的，也是正常的。如果因为这个原因，美国黑人在奥巴马的竞选成功后感到了喜悦，那么对于美国白人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之所以白人的种族意识越来越明显，并开始在政坛中凸现出来，是因为对于数千万美国人民而言，如今的美国已经不再是他们小时候的那个国家了。

谈到对美国前途的恐惧，其根源就在于近代及当前发生的种族冲突。在50年前的美国，最年长的总统会看着最年轻的总统进行宣誓。如果有人认为今天的美国比50年前时更为团结，那么他要么是在上世纪60年代时还未出生，要么是不经世事，要么就是在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