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底，美国大主教决定的事情在政治和文化上起了一定作用，以至于在道德观念上，缓和不得不屈服于对抗。当众议院在热烈讨论卫生保健问题时，天主教大主教发表了一封惊人的最后通牒：绝对禁止将税收资金用于堕胎，否则我们将预示整个佩洛西—奥巴马议案的失败。

大主教的“通牒”收到了成效。斯图巴克修正案——以密歇根州的代表巴特·斯图巴克命名，宣布取缔所有用于堕胎的直接和间接的联邦资金——在60名众议院民主党人的支持下获得通过，这使支持妇女选择权的人感到惊讶和愤怒。斯图巴克说：“天主教使用他们的权利——他们的影响力，如果你愿意的话——去影响这个问题。他们必须这么做。这是基本的宗教教义。”

在民主党成员里没人比帕特里克·肯尼迪——爱德华·肯尼迪的儿子和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侄子——更痛苦，他不遗余力地抨击教会，指责教会对一个时代以来的人权进步造成了威胁。

罗德岛州的主教托马斯·托宾对此作出了回应，他谴责肯尼迪无故地抨击教会的行为并要求其道歉。肯尼迪反驳道，托马斯主教已经告诉他不让他在弥撒上共享圣餐，并命令教区牧师不许给他领圣餐。

“假的！”托宾主教反击道。托宾主教说，他确实在2007年2月给肯尼迪发了封私人信件，信上表明因为其曾诽谤教会，肯尼迪不应该接受圣餐；但他并没有指使牧师拒绝肯尼迪参加圣餐仪式。

因罗德岛州是全国天主教徒最多的州，肯尼迪沉默了下来，托宾主教最后对肯尼迪说：“你目前的地位，教会难以接受；何况你还恶意中伤了很多的天主教徒。这绝对会削弱你与教会的共融。”

这场冲突成了全国性的新闻。托宾主教对美国赫赫有名的天主教政客的公开惩戒使天主教的政治显得更加重要，因为这似乎反映了层次结构中的一个新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几十年来都没有在政治舞台上出现过。不久后，肯尼迪面临一个艰难的竞选连任，并宣布他不会再参选了。

其他的主教已经开始挑战我们的世俗议员。多纳·乌尔大主教告知华盛顿特区市议会——而不是承认同性恋婚姻、授予同性恋联盟以权力并保证已婚夫妇的利益的天主教社会机构，他将关闭这些机构，让市政当局接管。当该法律通过时，哥伦比亚特区的天主教慈善机构结束了其寄养方案以避免儿童与同性恋夫妇一起生活。(www.daowen.com)

多纳大主教给《纽约时报》发了一封社论，指控这家报社有反对天主教的偏执的行为，并且在判断教会时使用了双重标准。当谈及教士虐待儿童的“可怕”丑闻时，大主教说，《泰晤士报》要求“公布虐待者的名字，回滚的诉讼时效，外部的调查，公布所有的记录并完全透明化。”

当《泰晤士报》“揭露了布鲁克林正统犹太社区的儿童性侵犯的凄惨程度……在这个小社区里，仅去年一年的时间，就有40例这样的性侵犯事件，”地区检察官对这些丑闻置之不理，然而，《泰晤士报》揭露了真相。多纳大主教挑出了专栏作家莫林·多德写的一篇“下流的……诽谤”性文章，“正是这篇文章从没经过编辑的检阅，以至于它如此地批评伊斯兰教、犹太教和非裔美国人的”信仰。多纳写道，“多德深入研究本土手册，使用每张可能的天主教讽刺画——从宗教法庭到大屠杀、避孕套、沉迷于性、同恋癖的牧师和被压迫的妇女，所有的这些都侵蚀着教皇本笃十六世的地位，于是他开始征兵……在德国军队，他向前天主教徒伸出友谊之手，最近他还欢迎圣公会教徒。”

这不是新的天主教激进分子第一次出现的唯一标志，而是发生在许多主教谴责圣母大学邀请奥巴马在2009年的毕业典礼发言并授予其荣誉学位之后。

2009年，在全国天主教祈祷早餐会的演讲中，身为梵蒂冈最高法院、罗马教会最高裁判庭长官的大主教雷蒙德·L.伯克说，“在一个包含死亡议题的文化里，天主教徒和天主教机构必然反对传统文化。”

确实如此。在美国，天主教必然是个敌对文化，因为世俗主义已经占据了整个文化，从好莱坞到媒体、艺术领域和学术机构，世俗主义津津乐道的无非是嘲笑罗马天主教。2010年10月，梵蒂冈批准他们对教会和信仰的辩护，大主教伯克和乌尔也被提拔进了红衣主教团。

2010年11月，大主教多纳当选为美国天主教主教会议会长，成为了美国教会的形象代言人。在副会长的投票中，沙皮大主教的选票数仅次于路易斯维尔大主教约瑟夫·库尔茨——一个坦率的同性恋婚姻反对者——而成为亚军。伍德斯托克神学中心的托马斯·里斯牧师在乔治敦大学说，“这个迹象表明，天主教主教会议想成为文化战争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