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丧失的第二个原因是社会缺乏团结、道德共同体的解散以及无休止的文化战争。一切文化都源于宗教信仰，批评家兼历史学家罗素·柯克写道：

人类诸多的文化源于什么？源于崇拜，为什么？崇拜就是大家一起做礼拜，即，人们努力与超然力量进行交流。人类社会的发展源于崇拜相关的仪式——礼拜的一部分。

克里斯托弗·道森也曾警告过，当西方国家失去其基督信仰，其文化将会支离破碎，文明也将土崩瓦解：

宗教的推动力为文化和文明的统一提供了凝聚力。伟大的世界文明并没有孕育出作为文化副产品的伟大宗教……伟大的宗教是伟大文明的栖息基地。一个失去其宗教的社会迟早会失去其文化。

数百年来，基督教为西方国家以及全世界的人们提供了共同的精神依托。这是一种信仰，它接受所有不同种族、国家和大陆的一切男人和女人，不论他们的血统、语言、文化、肤色和过去的行为的各界人士。根据他们的信仰，基督教废除了美国的活人祭祀，结束了大西洋奴隶贸易，终止了印度妻子殉夫的习俗——在死去的丈夫的火葬堆柴上烧死寡妇。奴隶制度的废除和公民权利的提升，这是基督教牧师要求其信徒不辜负基督的教导的原因，正如《登山宝训》中阐述的关于信徒该如何对待其同胞。基督教是一个普遍的信仰。它的丧失导致国家丧失其统一的信仰体系。没有基督教时，个体寻找社会的依附，如种族、部落、党派和意识形态，这必然会使我们分开。

随着对基督教及其道德准则被数以百万计的西方人士和上亿的美国人所渐渐抛弃，我们没有了共同的道德立场。这个问题使我们的矛盾更加激化。如今，我们不仅为政治经济而斗争，而且为流产、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同性恋、协助自杀、公共场所的宗教象征、进化论的教学以及在公立学校的孩子，有关上帝和道德，什么该教，什么不该教等等而斗争。

文化战争扎根于对与错、道德与不道德的不可调和的信仰层面。在美国的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世俗论者、改革与保守的犹太人、佛教徒、一神论者、圣公会信徒、新时代信徒和无宗教信仰者中，70%—80%甚至更多的人认可同性恋行为。只有12%的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24%的摩门教徒、26%的福音派信徒和27%的穆斯林赞成这种行为。在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和无宗教信仰者中，70%的人认为堕胎在大多数情况下应当是合法的。只有33%的福音派信徒赞同这种行为。

如果我们在对与错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我们便永远不可能成为一国人民。传统主义者已经脱离了一个文化，他们认为这个文化里其电影、杂志、音乐、书籍和电视节目充满了道德败坏——退到文化的飞地。我们的诗人和预言家预见到了它的到来。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八年后，马修·阿诺德在《多佛海滩》中看到这种信仰已使欧洲节节后退。

信念之海

曾在大地的每个角落涤荡

就像闪亮的银鞭

如今我只能听到

它的忧郁，冗长，退缩的咆哮

退进……

出生于西班牙的哈佛大学教授乔治·桑塔亚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用这种方式表达了突然的文化变迁：

当代是个至关重要的年代，在这里生活很有意思。基督王国的文化特征还没有消失，但另一个文明已经开始取而代之。我们依然明白宗教信仰的价值……另一方面，基督王国的外壳已经破碎。东方不可征服的思想、异教徒的过去、工业社会主义的未来以同等的权威面对它。我们整个生命和思想已经饱和，并缓慢上升地过滤了一个新的精神——那是被解放的、无神论的、国际的民主主义。

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认为基督教是一种使世界团结一致的磁力。但1920年，他感觉到了西方世界对神的召唤充耳不闻，他在《基督再临》中写道：

旋转又旋转着更大的圈子

猎鹰听不见放鹰人的呼唤

一切已崩溃，抓不住重心

纯然的混乱淹没了世界

不是鹰猎神吗？不是基督教“中心”吗？“无政府状态”还没有“在世界里四散开来”吗？叶芝以一种预兆结束了这首诗：“而何来猛兽，时限终于到期，正蹒跚而向伯利恒，等待诞生？”

这个猛兽是不是新的野蛮时代？

基督教是欧洲的“母语”，约翰·沃尔夫冈·歌德一个世纪前曾说。1920年，在与叶芝的《基督再临》同年出版的《欧洲及其信仰》的结束语中，贝洛克写道，“欧洲将恢复信仰，否则她将灭亡。信仰即欧洲，欧洲即信仰。”

20年后，贝洛克得出结论，欧洲已经失去信仰，西方世界开始分裂。

文化源于宗教……宗教的衰退包含与之对应的文化的衰退——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如今基督王国的分裂。从宗教改革开始的恶行正在我们的古老学说的解体中结出最终的恶果——我们社会的结构本身正在解体。

1943年，路德神学家兼牧师迪特里希·潘霍华，在被盖世太保囚禁之前，回应贝洛克：“西方世界的统一不是一种想法，而是一个历史现实，其唯一的根据则是基督。”他后来在美国解放集中营的九天前处死于佛罗森堡。

文明的解体

古欧洲信仰基督教的经常相互战斗，但在共同信仰的旗帜下却团结起来。享有“法兰克铁锤”之称的查理·马特尔，732年在图尔斯阻止了穆斯林的入侵，被奉为所有基督王国的英雄。当教皇乌尔巴诺二世鼓吹1095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通过解放耶路撒冷和塞尔柱王朝的土耳其圣地，呼吁终止对基督朝圣者的迫害时，来自欧洲各地的基督教骑士纷纷参军入伍，他们九战十字军直到1291年阿克里失守。十字军胜利后离开了这片耶稣曾走过的地方，这里曾在伊斯兰教的统治下直到1917年12月11日英军总司令埃德蒙·艾比将军占领了耶路撒冷。

1492年阿拉贡联合卡斯提驱逐了摩尔人，欧洲上下遍地欢庆。1529年，苏莱曼围攻维也纳，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士兵在德国雇佣兵的帮助下，中止了伊斯兰教徒前往多瑙河进入基督教欧洲的中心。

1571年，在勒班陀，神圣同盟的一个帆船舰队——联合西班牙，统治了那不勒斯、西西里岛和撒丁岛，威尼斯共和国和热那亚，罗马教廷，萨伏依公国，和医院骑士团，在奥地利唐望，查理五世私生子的带领下——从墨西拿航行，在这场历史上具有决定性的战争中，他们粉碎了奥斯曼战斗帆船的主力舰队。罗马幸免于土耳其的入侵。在地中海，基督教政权取代了日耳曼帝国政权。

1683年9月，土耳其再次围攻维也纳，德国、奥地利和波兰各个民族在国王约翰·索宾斯基的领导下，保护了这个城市。维也纳之战标志着伊斯兰势力开始从欧洲中心和巴尔干半岛撤离。

基督教和世俗主义的斗争是何时开始的呢？对此，索尔仁尼琴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当时，人类取代了上帝的位置而居于万物的中心；接着来到启蒙运动时期，他看到教会如同人类的大敌和压迫者，新的哲学家已经解放出来。

“人们永远不会自由，直到最后一个国王被最后一个神父的肠子勒死，”狄德罗说。“粉碎这个邪恶的东西！”伏尔泰回应道。“粉碎这个邪恶的东西！”即，天主教会。伏尔泰和狄德罗有生之年都未能看到他们带来了什么。但他们将如愿以偿。在狄德罗死后的十年里，路易十六世被送上断头台，而九月大屠杀将从牧师开始。

索尔仁尼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自1789年以来，每一场真正的”革命”都试图以根除基督教来获得完胜：

“陀思妥耶夫斯基……借鉴了法国大革命的教训，其看似是对教会教训的憎恶，‘革命必须始于无神论。’那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索尔仁尼琴看到人们对上帝的憎恶如电机驱动的意识形态，已经扼住了国家的咽喉：

世界人民从来不知道无神论和实行的马克思主义一样，是有组织、军事化且顽强的。在马克思和列宁的哲学体系里，在他们理论的核心，对上帝的憎恶是主要驱动力，这比他们所有的政治经济的要求更根本。激进的无神论者对共产党政策来说，不仅仅是次要的或无足轻重的；这不是一种副作用，而是中流砥柱的作用。

在他的邓普顿奖讲座上，索尔仁尼琴回顾了这个世纪，他同意叶芝的观点：“人们已经忘记上帝；这就是这一切会发生的原因。”他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如同灾难性地打击“健康而丰饶的欧洲，沦为以多种方式自残，从而不得不在长达一个世纪或者更久，甚至永远地削弱自身实力”。

是什么引起了这场灾难？索尔仁尼琴对此作出了回答：

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因为缺乏对上帝的了解，欧洲领导人之间缺乏精神支柱。仅靠毫无信念的愤慨，可能会在表面上将基督教国家推向使用毒气的边缘，而这种武器，显而易见是人类无法控制的。

索尔仁尼琴感到，只有那些统治者——在他们的心里基督教已经死了，才会对基督教同伴犯下如此暴行——其恐怖程度超出了16世纪至17世纪的宗教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的许多倍。(www.daowen.com)

索尔仁尼琴说，西方国家“宗教意识正在枯萎。它，同样见证了痛苦的分裂，血腥的宗教战争，以及仇恨。从中世纪后期开始，西方国家已逐渐淹没在世俗主义的潮流中，这没什么好说的。”

虽然激进的世俗主义和基督教之间的斗争仍是非暴力的，但西方国家的命运却系在了斗争的结果上。

千禧年版《经济学家》宣布斗争结束，它出版了所谓“神的讣告”，认为“万能上帝已成为历史”。在欧洲，基督教的确正在消亡，然而在美国，基督教的消亡尚未成为既成的事实。英国记者杰弗里·惠特克罗夫特看到大西洋在宗教和价值上的分歧，是“在过去一代——一个伟大的政治发展——和巨大的挑战，美国和西欧的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米特·罗姆尼是相当正确的——当他谈及欧洲的空空的教堂。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在欧洲，宗教仪式已经瓦解，从瑞典路德教会和荷兰加尔文主义到西班牙和爱尔兰罗马天主教都是如此。英格兰有个“依法成立”的国家教堂，其最高管理者是英女王，由坎特伯雷大主教加冕；但定期参加英格兰教堂服务的人数却不到英国人口的2%。法国是圣女贞德和主教博叙埃的国土，天主教的中心地带曾被大多数的基督国王统治；如今却只有十分之一的法国公民去教堂，甚至一年只去一次。欧洲人的信仰从异教到基督教的转变……是一个开创性的历史事件；19世纪以来，关于欧洲人重新信仰异教的事件必须载入史册。

“欧洲人重新信仰异教”这件事引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如果欧洲人成为非基督徒或反基督教的人，那么我们还捍卫什么呢？美国为什么要为重新信仰异教的欧洲人永远地作战和牺牲，这不是反宗教，甚至是仇恨基督教的行为吗？

答案是：欧洲是民主的，我们是民主的捍卫者。但印度也是民主国家。我们应该为印度而战吗？答案是：欧洲人来自我们那里。但当大多数美国人追溯其祖先至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将不再是真的。此外，与民主团结不同，在当今的西方世界，民族团结如果不合理的话将被视为非法。

1941年8月，在普拉森提亚举行的大西洋公会上，沿着纽芬兰海岸，丘吉尔、罗斯福和英美水兵共同歌唱“前进的福音战士”向同胞示威——英国正在打仗，而美国将很快加入其中，其基督徒必须入伍，这是神的旨意。在诺曼底登陆的前夕，1944年6月6日，罗斯福说，我们的士兵已横渡英吉利海峡，“为保护我们的共和国、我们的宗教以及我们的文明而奋斗”。

20世纪30年代的反干涉主义天主教徒，试图让美国置身于欧洲战争之外，他们之所以应征加入了冷战，是因为他们将布尔什维克主义视为死敌。无论共产主义——在俄罗斯、墨西哥、西班牙、波兰和中国有多么地先进——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时期，在旺代，神父被推到一旁、修女被强奸、教堂被亵渎、忠实的信徒和成千上万的天主教徒被屠杀。

自由党窃笑“不信神的共产主义”和“相信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谴责。但正是这个方面——共产主义憎恶上帝并迫害基督徒——使基督徒成为激进的冷战分子。对于天主教徒，在绝对正确的教皇的统治下，他们忠实于阶级化的教会——冷战永远和民主与自由市场无关。它被作为关于抵抗邪恶的意识形态，并且已经扼住了俄国的咽喉，它拼命地根除我们的教会、信仰以及我们的国家。

但如果基督教死于欧洲，而欧洲大陆已经接受了教皇约翰·保罗所谓的“死亡文化”，并成为教皇本笃十六世描述的“无神论的沙漠之地”，那么，美国在欧洲捍卫什么呢？为什么美国基督教致力于为大西洋另一端的无神论的社会主义和无神论的资本主义而战呢？为什么美国天主教徒要再次为英国而战？《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克里斯·考德威尔称“反天主教国家最卓越”，这给了教皇本笃“最充满敌意的（接待），教皇本笃在他教皇之旅的前五年就已经接受了？”一些英国知识分子要求逮捕教皇，摒弃“天主教观点和学说，他们中的很多人广泛地共享非天主教徒即为犯罪。”

西方世界的分离是我们信仰丧失的另一个后果。

现代化的神灵

“当我们不再崇拜上帝时，我们也并不是什么都不崇拜，我们崇拜任何东西”，这是出自英国作家G.K.切斯特顿的洞察。

当基督教灵魂死亡，第三个后果就是人们会寻求一个新的神灵去崇拜，一个新的生命解释，一个新的生存理由，信仰一个新的奋斗目标，并为之出生入死。当信仰丧失，别的东西就会来填补心灵的空缺。正如自然界里是没有真空的，人的心灵也是如此。

“所有的人都需要神灵，”古希腊诗人荷马说。如果西奈山神和“上帝的十字架”死了的话，人们将发现新的神灵或者自己创造神灵，同样地，希伯来人在沙漠中游荡时创造了金牛犊，然后伏下敬拜它。“如果你没有信仰上帝（而他是个忌邪的神），”T.S.艾略特写道，“你应该去尊重希特勒或斯大林。”数以百万的人都这么做了。

美国共产党人惠特克·钱伯斯发现了苏联，但后来还是放弃了，接着，他皈依了基督教，在他1952年的《目击者》里解释说，马克思主义对大萧条时期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有吸引力。这是对“第二古老信仰”的呼吁：

在创世纪的第一天，分别善恶的知识树下，有人低声承诺：“你们将和神一样。”这是人类最伟大的替代信仰。如所有伟大的宗教信仰一样，其力量来源于一个简单的理念……共产主义理念即人类无神论的理念。

在钱伯斯关于“第二古老信仰”的洞察力的作品里，作者韦恩·艾伦沃斯列出了在我们的时代里，已经俘虏我们灵魂的其他诸神：

钱伯斯捕获了灵性之根，其体现在一种诸如共产主义的形式里，其他的诸如激进主义的祸患，自从它们被逐出伊甸园，就在困扰着人，不管是作为性迷恋的放纵派、女权运动者、激进的同性恋、利维坦和官僚主义日益增长的权利，还是残酷无情的全球资本主义和自私的消费主义。

基督教死后，意识形态就第一个来俘虏人们的灵魂。欧洲失去了古老信仰时，新的信仰出现了：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与之抗衡。在英国，宗教对抗纳粹主义的行为是民族主义，是宗教的爱国主义。但是，民族主义使国民团结一致的同时，也分裂了国家。这些战争产生的世俗宗教表明，它们比16世纪至17世纪的基督教战争更可怕。这些虚假的神灵是辜负了欧洲的叛教者，当欧洲失去了信仰并诞生了这些神灵，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得知96诗篇的真相：“所有的异教神都是恶魔。”

道森看到，在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中，世俗的人们在探寻以重新找回其失去的神圣感。

民主主义的吸引力在于人是神圣的——世人的奉献；在社会主义中，劳动是神圣的——工作的奉献；在民族主义中，祖国是神圣的——土地的奉献。这些概念依然能唤起一种真实的宗教情感，尽管这些情感没有在卓越的宗教价值或法规的基础上。这是离开了宗教信仰的宗教情感。

新保守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享有共同的属性并且是它的一个根源，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已经抓住了那些追求一项事业的人的想象力，随着“信仰的斗争，使道德社会的乌托邦概念走向终结……然而，最重要的是，在思想的信念中浪漫的信念和道德改变了世界。”乔治·W.布什转向新保守主义不是没有意义的。

保守派学者罗伯特·奈斯比还是确认了另一个新的宗教。

当20世纪的历史最终被书写，环境保护主义将被认为是这段时期最重要的社会运动，这完全是有可能的……环境保护主义现已成功地成为挽回西方历史斗争的第三大浪潮——第一个是具有基督性质的、第二个则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

最近还出现了其他新的信仰：新时代、威卡教、萨泰里阿教、科学论派。神秘学正在卷土重来。年轻人涌向关于鬼魂、吸血鬼和外星生物的书籍和电影，看似无休止地寻找超然的事物。其他人通过加入有相同性取向的人们的行列，来寻求社区和信仰的归属。在18世纪，塞缪尔·约翰逊称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它也是许多无宗教信仰人士的第一避难所。然而，事实也最终必定会证明，这是徒劳的，如贝洛克所说，“自我崇拜是不够的”。然而，人们自己也成了神，因为，它比今天的任何东西都重要，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以及物质至上主义改变了西方人。

在2009年的奥斯卡典礼上，喜剧演员和无神论者比尔·马赫嘲笑道：“我们愚蠢的神让世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他是绝对正确的，”专栏作家罗德·德雷尔答道，“我们愚蠢的神已经让世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享乐主义和性放纵主义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婚姻破裂、家庭破碎、传统家庭的破坏、人们悲惨地死于艾滋病、流行的青少年怀孕、孤儿和社会（甚至是犯罪）机能障碍的世界，并伴随着此类事件，年青一代人与性理智的脱节。

财神，统治了华尔街和华盛顿，已经交付给世界一个现在和未来的灾难，这将导致至少在一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痛苦。

“马赫永远不会承认真相，”雷德尔写道，“不是上帝辜负了我们，而是我们辜负了他。”

1996年《泰晤士报》的复活节报道提出了这个问题，“上帝死了吗？”寻找上帝这件事永远不会结束，当传统的信仰无法满足“搜寻者”，新的邪教就出现了。900名邪教成员在琼斯镇集体自杀，魅力超凡的牧师吉姆·琼斯已经把他的羊群从旧金山转移到圭亚那。在20世纪90年代，在圣地亚哥，天堂之门的邪教成员为寻求外太空的上帝集体自杀。1993年，24名儿童和大量的大卫·科瑞西的大卫教派的成人追随者死亡或在地狱被谋杀，这件事爆发后，联邦调查局特工制止了他们的围攻，并攻击了得克萨斯州韦科以外的地方。

1938年，慕尼黑那年，当世界沉浸在一个潜在的世界大战，法西斯、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的战争，贝洛克，以惊人而清晰的远见，看到了已经沉睡的南方，和一个古老的对手再次骚动不安。“这件事在我看来一直都有可能发生，甚至很可能发生，伊斯兰教将会复活，我们的子孙将会看到基督教文化和其一千多年来的最大的敌手之间新的巨大的斗争。”

但是一个静止的伊斯兰教世界怎么能危及西方文明呢？

在伊斯兰教，并没有这种对祖先学说的废除……在欧洲，也没有对应的普遍的宗教解体。伊斯兰教的整个精神力量仍然存在于广大的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东方的亚洲山脉、阿拉伯半岛、埃及和北非人中。

这种执着的最终果实，第二时期的伊斯兰权利可能会推迟，但我怀疑它能否永远地推迟。

这些语言性的文字写于70年之前，大多数的伊斯兰教世界还在欧洲的控制下。贝洛克说，伊斯兰教是“我们文明拥有的最强大、最持久的敌人，可以在任何时候成为将来的强大威胁，正如它过去一样。”

贝洛克写的半个世纪后，哈佛大学的塞缪尔·亨廷顿，福阿德·阿贾米赞扬他有“非凡的先见之明”，因为他在其《文明的冲突》中看到了贝洛克于1938年看到的：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经常很激烈。两者都是彼此的另一半。20世纪自由民主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斗争，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持续而深远的斗争关系相比，只是一个短暂而肤浅的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