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小说《伊凡·卡拉玛佐夫》中说，如果上帝死了，一切都没有可能了吗？现在看来是这样的。《新闻周刊》的前编辑米查姆所谓的“基督教美国的结束”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呢？1960年以来，

·美国非婚生率从总出生人数的5%飙升至41%。

·非洲裔美国人的非婚生子女的出生比例从1960年的23%增至71%。

·时至2006年，有孩子未满18岁的已婚夫妇家庭占家庭总数的百分比锐减至21.6%。

·《罗伊诉韦德案》通过后，已有5000万人堕胎。

·1960～1990年间，青少年自杀率增加了两倍。2006年，尽管人数有所减少，但自杀仍是15—24岁的青少年死亡的第三大主要原因，仅次于谋杀。

·作弊现象在体育、学术、商业和婚姻中很普遍。

·1960～1992年间，谋杀、强奸、暴力袭击等暴力犯罪率攀升了550个百分点。由于婴儿潮时期的那些人超过了高犯罪率的年龄段（16—36岁）及其较低的生育率，犯罪率随之下降，但监狱人口现在是原来的7倍，在美国，有230万的囚犯，缓刑、假释人数达500多万。

埃德蒙·博尔克美国复兴研究所的杰弗里·科耐写道，“传统的美国正在消亡。”杰弗里将它的消亡归咎于那些主导着好莱坞和上流社会的“个人享乐主义”、花花公子理念以及“道德音乐电视”。

与其说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乌托邦，不如说抛弃传统道德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痛苦。我们的文化、生命尊严和价值观变得粗俗不堪。堕胎合法化扼杀了近五千万未出生的婴儿。艾滋病一类的性传播疾病，导致了数百万人的死亡。离婚人数猛涨，家庭破裂。特别是在网上，色情信息随处可见。非婚生育率和青少年私生率飙升。毒品和暴力团伙困扰着我们的市中心，并且正向郊区蔓延。

这些令人担忧的情况难道不都是真的吗？文化堕落伴随着社会瓦解。艾略特在80年前就预言：“世界为形成一个文明但非基督教的思想而一直努力尝试着。这种尝试将以失败告终，但我们必须非常耐心地等待。”

1987年，作家汤姆·乌尔夫在西点军校发表了名为“自由的意义”的演说，他描述了美国众所周知的自由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外国专制统治中获得的自由取得了革命胜利。第二阶段，从英国贵族的特权和阶级制度中获得自由。第三阶段会在内战之后实现，人们能够自由地去追求梦想，并提升自己的人生地位。在20世纪后期，我们将进入第四阶段，乌尔夫称之为“从宗教中获得的自由”，即从道德和伦理的束缚中获得自由，它们是宗教、礼仪和习俗的束缚，它们还掌管着宗教规定。社会的瓦解意味着第四阶段自由的产生。乌尔夫说，“我相信，关于国家的某些东西已经把自由带向一个摆脱了最常规的束缚的地方。”

俄国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认为，源于摆脱宗教及其所强加的道德束缚的自由，是“破坏性的且不负责任的”，是对开国元勋所信仰并为之而战的理念的一种腐蚀：

由于人类是上帝的创造物，所以他赋予每个人以人权。即，在他一贯的宗教责任的假设中，自由的给予对于个体来说是有条件的……在五十年甚至两百年前，在美国，个体仅为了满足自己的本能或好奇而想获得无限的自由，这似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的确，在开国元勋的那个时代，耶鲁大学校长蒂莫西·德怀特写道，“如果没有宗教，我们可能会停留在野蛮人、豺狼和野熊的自由时代，而非新英格兰的自由时代。”(www.daowen.com)

一个脱离了宗教的国家还能生存吗？我们即将找出答案。《历代志》的编辑汤姆·皮尔塔克描述了曾经保守的英国出现的类似的解体现象，那里有7%的人每周日去做礼拜。18世纪讽刺小说家、英国国教牧师——乔纳森·斯威夫特在他的《反对废除基督教》一文中作出预言，基督教信仰的丧失将伴随着社会的解体。他描述当村民听到反对“三位一体”的论证时，是作何反应的，“大多数人从逻辑上得出结论”——“如果像你说的那样，我可以放心地卖淫、酗酒、藐视牧师。”

“从统计数据和奇闻逸事中，可以明显看出后基督教英国的道德沦丧，”皮尔塔克写道，“英国白人的私生子率为46%，是美国白人的两倍，但美国的犯罪率比英国高出了40个百分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对西方世界的孩子来说，英国是最糟糕的国家”。

在欧洲青少年人群中，英国儿童是最早消费可卡因的，其消费量也最大；与希腊儿童相比，他们有十倍的可能去吸食毒品溶剂；与瑞典儿童相比，他们有六至七倍的可能去吸食大麻；年龄在11、13和15岁的英国青年中，近三分之一的人说他们至少喝醉过两次。

《不是轰然巨响，而是呜咽啜泣》的作者西奥多·达尔林普尔，在《文化的政治及其衰亡》一文中写道：“物质的富有如果没有一种超然的意志，将导致无聊、堕落和自我毁灭。”在英国，达尔林普尔补充说：

道德的私有化是如此彻底，以致没有哪条行为准则被人们普遍接受，除了你应该做的那些不受惩罚的事情之外，一天的快乐一天当就够了。文明世界的任何地方和英国一样，文明背道而驰，而且走的如此快、如此远。

安东尼·伯吉斯的小说《发条橙》，讲述了关于英国地狱般的未来，达尔林普尔认为这是“社会预言”。20世纪初期，英国诗人、散文家兼剧作家艾略特也有相似的看法。诗人斯蒂芬斯·斯彭德问他对于我们的文明，他预见到了什么，艾略特答道，“自相残杀……在大街上的人互相残杀。”

有人记得18世纪哲学家和政治家埃德蒙·伯克的评论：

人们获取公民自由的资格，与其在道德上约束自身欲望的愿望形成精确的比例。只有在某处存在着对意志和欲望的控制力情况下，社会才能存在。内心的这种控制力越小，则外部控制力就会越大。它还规定着永恒事物发展的章法，思想放纵的人将得不到自由。因为，他们强烈的情欲为他们锻造了枷锁。

在1933年的著作《宗教和文化的调查》中，克里斯托弗·道森强调，宗教是文化的直根，是道德的发源地。不管人们多么地富裕，如果这个根被砍掉了，社会将瓦解，文化也将随之消亡。

我开始记下这种迄今依然支配着我的思想的核心信念，失去了精神根基的文化或社会都将是一个濒死的文化，不管它从表面看来是多么的繁荣昌盛。因此，社会生存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或经济问题；这是在一切宗教之上的问题，因为最终的精神根基、社会和个人都将在宗教中找出问题的所在。

16世纪的意大利画家、建筑师兼历史学家乔尔乔·瓦萨利研究了罗马高级文艺复兴的作品，他认为社会是生物的有机体，一旦过了其全盛时期，必定会衰弱和死亡：“一旦人类事物开始恶化，除非恶化到最低点，否则，社会想要有所改善是不可能的。”当人们回顾几个世纪以来以及现在西方世界发生的事情，在绘画、雕塑、音乐、文学、电影和管理方面，与社会的绝对高度相比，我们不像一个更靠近最低点的文明国家吗？

在《纽约时报》对《尼采传记》的评论中，美国学者和作家弗朗西斯·福山写道，尼采所有的研究中提出的最严重的问题——“随着基督教的死而复生，对于政治文化项目的性质，将‘重新评估一切价值标准’。”

承认“上帝已死”的这种思想是一枚炸弹，炸毁了很多东西。它不仅摧毁了压迫的传统主义，还灭掉了建立在对宽容而自由的政治秩序的支持上的价值观，如同情价值观和人类尊严平等价值观。陷入西方哲学死胡同里的尼采，至今仍未走出来。

“上帝已死”的这枚炸弹已经炸毁了我们正派的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