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有名的还是名声不好的人，一直在设法了结基督教。卡尔·马克思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21岁的中尉温斯顿·丘吉尔在班加罗尔读了温伍德·瑞德反基督教的《殉教的人》这篇冗长的文章后，写信给他的母亲：

总有一天，寒冷而明亮的科学与理性之光将透过教堂的窗户闪闪发光。而我们将来到田野中为自己寻求上帝。伟大的自然法则将得到理解——我们的命运和我们的过去将会清晰起来。那样，我们才能摆脱这些宗教的玩意儿，愉快地促进人类的发展。

弗里德里希·尼采对这些“宗教的玩意儿”并不那么尊敬：“我认为基督教是有史以来最致命而诱人的谎言。”他的崇拜者阿道夫·希特勒表示赞同，“基督教的到来是人们遭受的最沉重的打击。”正如尤金·温奇”在《达尔文主义的终结》中讲述的：

希特勒认为如果穆斯林打赢了八世纪的图尔战役，阻止了阿拉伯进军法国，对世界来说将会更好。希特勒推断，只有基督教消失了，日耳曼人才能获得一个更好战的信仰，并且由于其自然优势，他们将成为伊斯兰帝国的领导人。

希特勒的建筑师艾伯特·斯皮尔在他的回忆录《第三帝国内幕》中写道，希特勒经常说：

你看，我们一直信奉这个错误的信仰是多么的不幸。日本人认为，为祖国牺牲是最崇高的善举，我们为什么不能信奉他们的信仰呢？，相比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我们来说更易相容。基督教温顺而懦弱，我们为什么必须信它呢？

然而，即便是那些厌恶基督教的人也往往承认人类不能没有宗教。尽管希特勒讨厌基督教的《登山宝训》，但他在《我的奋斗》这本书中认同作家和历史学家西莱尔·贝洛克与克里斯托弗·道森的主张——宗教对社会是不可或缺的：

难以想象如果我们人类世界没有实际存在的宗教信仰，国家的广大人民群众不是由哲学家组成的。对于人民群众来说，信仰绝对是生活中唯一的基础的道德观。为我们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替代信仰还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效果，因此，我们有必要考虑这些信仰能否有效地取代现有的教派。(www.daowen.com)

对于信奉达尔文异教思想的纳粹精英，希特勒补充道：“可能有成千上万优秀的人不依赖一般准则却可以聪明而明智地活着，这种做法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但仍有数百万的人不能这么做。”

斯大林曾试图根除基督教，他认识到基督教控制着俄国人。他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开启了教堂和教会的大门，把主教和教士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并呼吁她的儿子们去战斗，不是为政党或政治当局，而是为“俄国母亲”而战。斯大林明白了俄国民众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上帝和国家的基督徒。

1938年，他总结说，欧洲将其信仰败给了怀疑论、不可知论和无神论。贝洛克写道，西方世界已扬帆起航，这段航行注定将以文明的毁灭而结束。

对先验绝对事物持怀疑态度，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令很多人感到绝望是，事情竟会如此。这些人谴责可鄙的人性弱点，这一弱点强迫人们接受某种哲学思想或宗教信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继续活下去。但我们这里的事情却涉及一种积极而普遍的经验。

每一个国家，每一种文化必然由相应的道德体系造就。道德体系的背后一定有一个人们所谓的宗教信条。贝洛克说，纵观历史，宗教的灭亡意味着产生文明的文化消失了。一旦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大获全胜，异教被废黜，罗马帝国埋没于历史中，接着基督教王国诞生并开始崛起。

“没有信仰，人类社会将无法继续，因为任何一个代码或一个字符都是信仰的产物，”贝洛克写道。个人可以依靠“极少的关于先验的事物的确定或习惯”继续生活，但“人类大众的有机整体却不能这么做。”贝洛克就华盛顿和约翰·亚当斯的信仰进行回应，信仰和道德对于自由社会和美德共和的生存来说，是相互依存且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