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语言哲学的影响

意识研究的复兴同时还受到语言学特别是语言哲学的影响。语言学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先行学科，更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性学科和带头学科。传统语言学和心理学便十分重视语言与心理、思维的内在依存关系问题，将语言视为表达意识思想的工具手段或媒介。社会心理学家米德（Mead，2003，pp．79－80）说：“试图用语言来表达思想的各种确切含义（values）；但是这种尝试是错误的，因为语言之所以只有作为思想的最有效的机制才具有这些确切含义，完全是因为它使有意识的或者有意味的姿态对话得到了最充分和最完善的发展……把语言与理性（reason）等同起来从某种意义上看是荒谬的，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说却是恰当的。也就是说，它在下面这种意义上说是恰当的，即当个体本人参与社会过程的时候，语言过程便使这种社会活动全部进入到这个既定个体的经验之中，并且因此而使理性的过程成为可能。”语言与意识存在着一定的关系。研究表明，人的意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语言的，一种是非语言的。在意识活动中需要有语言活动的支持与建构。现代语言哲学则更是突出了人类语言的本体论地位与价值，它强调只有通过语言的分析和阐明，才能研究或解决任何哲学问题和科学问题。在20世纪初期，胡塞尔等人的现象学哲学在试图理解人的意识世界时，便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理解意识中的外来整体意义，还是内在经验？由于外来意义与内在经验都是主观意识“请”进来的，因此海德格尔（Heidegger，M．）和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L．）的现象学哲学的发展走向了另外的一条道路。维特根斯坦感兴趣的“现象”不是意识行为和内在于意识过程的意义现象，他认为这些现象并不能够说明什么问题，他更关心的是语言行为性和生活实践。因此，维特根斯坦对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评价并不高，在他看来，应该以语言哲学、语言本体论取代意识哲学、现象学哲学。另一位现代西方著名语言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J．）把西方近代哲学直接称为“意识哲学”或“主体哲学”，认为“意识哲学的范式已经枯竭”，应该以语言交往活动理论中的普遍语用学来代替。因为人的交往活动是以语言为媒介的理解活动，活动者通过语言交流达到相互理解，达成共识，取得活动的一致。语言重建着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与意识相比，语言在客观性、公共性以及知识的可能性、有效性等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哈贝马斯通过将近代心理意识哲学转化为现代语言社会哲学，坚持并发展了现代性的主体原则，同时在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向上推进了意识科学的发展。著名哲学家波普（Popper，2001，pp．128－130）更是提出：“物质可以通过生产精神、意志和一个人类精神成果的世界来超越自己。这些产物中第一件就是语言。我猜想，事实上不但语言是这些产物中最初的一个，而且人的大脑和人的精神也是在语言的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按照波普的论述，人类的语言有自我表达、发出信号、描述功能和论证功能，而后两者是人类语言两个非常重要的更高级的功能。语言是科学发展不可缺少的手段，也是人类意识世界的代理者。塞尔也说过，人类具有“以言行事的行为”和“以言取效的行为”。以言行事的行为是人类交往中的最基本单位。语言的意向性，支持和建构发展人的意识活动，特别是高级的意识活动。以言行事、以言说事的行为是人类的基本交流单位，因而语言活动是社会交往最普遍、最内在的行为。正是这种先于个体意识活动的社会历史普遍性与结构性，才使不同个体的自我的语言交往活动具有统一基础和理解沟通的前提。语言中的语法规则形式、语词资源及其运用、语境气氛等，也是人类社会交往全部社会行为最核心的活动形式，因此语言的普遍性既密切联系于思维活动，也密切联系于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普遍性。人在语言能力的习得成长中，同时也接受了社会制度规范与文化信念。在语言应用的交往沟通中，文化规范也在深层中发挥作用。语言激活着社会文化，因为社会本身不能自行进化，只有依靠个体的交往活动，才能构成一种活的生命机体的社会进化系统。语言的客观规范性与特定言说的个体意识活动是同一个语言活动的两个方面。语言是观念、意识的外化的物质载体，是思想的现实，也是社会历史中最重要的文化创造。它的功能并不局限于波普概括的这几种，还具有概括、简化、记载、加工运作等功能，在人的心理活动中语言是对客观世界各种事物和关系的普遍等价物。

后现代主义哲学更是特别强调语言和话语在现实的社会建构中的中心地位。社会建构主义学者格根等人认为，话语现象就是心理现象。认知过程是语言和话语的结果。社会建构主义者关注的焦点已从传统的二元认识论的心物关系转移到语词和世界的关系。从“我们头脑中的命题转移到我们所说的语言中的命题”，把人们使用的语词置于我们生活实践中产生和存在的方式之上。语词成为人们借以理解和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科学问题虽然是一种事实问题，但科学研究一刻也离不开语言。而哲学问题本身就属于语言问题。格根等人甚至把一切现象包括心理现象、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都当作一种符号系统或语言代码。只要对语言进行细致分析，阐明有关词、句的意义和用法，就会使哲学和科学问题得到“治疗”。(www.daowen.com)

当代语言学发展的另一个突出标志是将语言与计算机紧密结合在一起，这在技术层面上有力地促进了语言学和心理学的发展，其中乔姆斯基的语言学为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乔姆斯基在1959年提出了语言生成转换规则，将语言运用与语言能力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别，试图以形式化、数学化的转换生成语法和短语结构来描述语言现象。1965年乔姆斯基在句法理论中明确采用了计算的观点，强调以表象来界定运算的形式，这就为人工智能的上下文阶段的形式运算提供了求解的可行性方法。在80年代，他又提出了著名的“管辖与约束理论”（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1993年乔姆斯基出版了《语言与思想》著作，进一步论证了人类的语言能力与人脑神经器官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认为这种关系完全可以用计算机模拟的方式揭示出来。他的理论“在当今美国的计算机领域正在逐步得到运用，并为全自动电脑翻译系统的设计提供了重要的保证”（赵炜宏，1997），甚至当前联结主义的意识模型设计中，也受到了乔姆斯基语言学理论的极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