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物学背景

生物学是在物理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又一重要科学，它一直是心理学模仿的另一学科偶像。现代意识心理学研究的复兴更是与当代科学技术中的带头学科——神经生物学的迅猛发展难以分开。“身体与灵魂的关系问题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就有激烈讨论，最初是哲学家，随后是科学家们也日益关注到身心问题。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没有任何一位生物学家‘科学地思考’这一问题，也没有在学术论文中提及‘意识’一词。”（Changeux，2004）生物学界对意识问题的研究得益于艾克尔斯、斯佩里、克里克等学者卓有成效的学术创新工作。

“生物学”一词最早是由德国医生伯达奇（Burdach，K．F．）1800年提出来的，但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只有少数人偶尔使用“生物学”这个词。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Comte，A．）“使得这一词语走进千家万户，并使之同天文学、物理学和化学一样，作为一门基础科学的名称广为人们接受”（科尔曼，2000，p．6）。1850年，在欧洲科学界出现了与生物学相关的学术团体和出版物，从此生物学就成为一门学科。进化论与细胞学说这两项19世纪的伟大科学发现，使生物学成为一门成熟的自然科学。心理学的独立受到当时生物学的深刻影响和极大启示，正如国际心理学联合会前主席罗森茨韦格（Rosenzweig，M．R．）所说：“生物心理学从现代心理学于19世纪在欧洲和北美的发端开始，便是心理学的主要部分。”（Pawlik，2002，p．77）心理学在学科建制上初期隶属于生物学，在理论范式上则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解释人的行为活动方式，以防止不恰当的心灵主义。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心理学对来自生物学界的影响要远大于物理学。心理学的科学研究长期得益于生物学、生理学、神经科学成果的有力推动与约束。心理学和生物学有着传统上的联系，这种紧密联系在心理学的独立初期便曾与生理学“共享了一个研究对象”。早在19世纪中期，生物学就为哲学和心理学说明意识难题问题奠定了严格的唯物主义科学解释基础。在20世纪初期，神经生物学的两个传统分支——神经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取得了一些划时代的成就。在神经解剖学方面，卡伽根据神经解剖发现，神经细胞即神经元是构建神经系统的基本单位，从而建立了神经生理学中的基本原理——神经元学说；20世纪40年代谢灵顿提出了神经细胞之间的联结方式，建立了著名的突触概念。在神经生理学方面，对单个神经细胞生物电活动的研究和神经元传递的双重信号系统学说的建立，标志着神经科学研究从传统宏观层次的生理学研究水平向现代微观层次的细胞水平、分子水平推进，从而确立了当代神经生物学与脑科学研究的理论体系。⁽¹⁾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神经生物学、基因理论和微电极生理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国际上的“神经科学呈现爆炸性发展”（杨雄里，2001），尤其是在阐明脑的高级功能的机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80年代以后许多信息处理技术和脑无损伤技术的问世，如快速傅立叶变换、功率谱分析、神经影像技术，以及在脑科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更是促成了一股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脑科学研究的洪流。脑科学研究时代直接带动了对意识问题的自然科学研究途径的活跃。意识的神经生理基础总是离不开生物学研究的支持。生物学，“特别是神经生物学，包括神经生理学、神经解剖学、神经组织化学、神经细胞学、神经外科学、神经病理学、发育神经学等许多学科，主要侧重从整体水平、细胞水平与分子水平探讨脑的结构、神经活动的生化与物理特性、脑活动的能量代谢规律等问题”（董奇等，1999），目前已成为现代生命科学中最活跃的分支之一。这一层面的研究对于人们认识脑的物质特性是十分重要的，可以揭示意识产生的脑生物活动机制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因而长期以来便成为心理学研究者渴望解决的一大科学难题。但由于这一研究领域受到现代科学发展水平、技术手段、仪器设备、科学理论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因此自心理科学独立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一直相当迟缓。随着90年代脑科学时代的开始，生物学、神经科学、脑科学界对意识问题的兴趣大增。1989年6月美国推出了全国性的脑科学研究计划，将20世纪的最后十年命名为“脑的十年”，从而使“脑的十年”成为全球性的行动。1991年欧洲出台了“欧洲脑十年”计划。1996年欧美成立了“脑研究联盟”。日本也于1996年颁布了为期20年的“脑科学时代”计划。日本提出的“脑科学时代”计划中明确提出在前20年的一个战略目标，是需要阐明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的脑机制，从而使人们在“脑—智力—环境—社会”的复杂统一体中逼近脑和人类意识的本质。美国最近正在酝酿“行为十年”和“脑的百年”新计划。我国1992年的“攀登计划”中将“脑功能及其细胞和分子基础”列入重大资助项目。而2000年的香山科学会议论坛中的“脑与意识”主题又可以说是揭开了中国科学家对于意识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序幕。这为心理学从自然科学途径研究和审视意识问题带来了新的契机。有学者指出，“现在脑的十年已经过去，历史已进入一个新的千年时代。回顾脑研究的十年可以看到，当前脑科学研究虽还没有重大的理论突破，但是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一些方法和技术（如脑功能成像）在此期间进一步完善，并已获得大量鼓舞人心的研究成果……原本属于哲学家探讨的灵魂、心灵、精神等主题，正开始被心理学家以科学的方式所揭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转向人类内部世界的心灵、意识、精神等问题的探求，认知神经科学则成为通向人类心灵的桥梁之一，这毫无疑问是一个转折点，是心理科学的机遇，更是挑战”（郭本禹，2003，pp．381－382）。(www.daowen.com)

世纪之交生物学界对意识问题的研究热情及其发展趋势，极大地影响着心理学以新的科学方法探讨意识的科学兴趣。现代生物学的迅速发展直接启发了对意识问题研究的多种技术路线。当前对传统的行为主义和认知心理学的挑战已经从生物学的大多数领域中兴起，并为心理学理解意识的实质提供了技术思路和未来发展方向。从发生和存在的物质生理基础来说，意识本身就是人脑的机能和属性，意识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东西，不能把意识同产生意识的人脑分开。也可以说，意识首先是一种生物现象，意识活动过程也是生物活动过程。意识虽然是以许许多多的形式和变种出现的，但在所有这些形式中，意识始终伴随着人类的生命活动的全过程。意识过程是由大脑中较低层次神经过程引起并在大脑结构中实现的较高层次的过程构成的。克里克（1998）在《惊人的假说》一书中提出，意识首先是一种生物现象，意识活动过程也是生物活动过程。人的精神活动完全由神经细胞、胶质细胞的行为和构成以及影响它们的原子、离子和分子的性质所决定，即由NCC（神经事件相关物）决定。他坚信，意识这个哲学和心理学的难题，可以用神经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这无疑属于一种运用生物自然主义观点研究意识的典型取向。塞尔（Shear，1997，p．6）也说：“意识的状态和过程是内在的，因为它是在我的身体内部进行的，特别是在我的大脑中进行的。意识不可能脱离大脑而到处存在，正如水的液体性不能脱离水而存在，或者桌子的固体性不能脱离桌子而存在一样。意识必然发生在一种机体或某个其他系统的内部，就像消化发生在胃和其他消化道中的生物学过程一样。”在塞尔（Shear，1998）看来，“当代科学中的一个大胆观点是认为意识不需要有奇迹也可以理解，就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是可能通过生物的变异来完全理解纯粹的自然现象一样，我们可以开始将人类的意识经验视为一种重要的生物多重适应功能”。更为重要的是，神经生物学对意识的研究影响到了意识心理学的未来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