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后期，人类迈入了一个后现代社会文化充斥的新时代。所谓后现代社会，是指20世纪后期以高新技术、信息传媒、消费主义、后工业社会、游戏文化等特征为主导的新时代。其在文化方面表现出一种反科学主义、反理性主义、反主体性和相对主义的思想潮流。按照社会建构主义者格根的观点，后现代社会就是一种“饱和社会（saturated society）”时代。这种“饱和社会”时代集中表现为基本物质需求的饱和、技术的饱和以及人际社会关系的饱和状态。“信息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日臻完善使当代社会日益进入‘饱和社会’。首先是技术的饱和……饱和社会更重要的特征是‘关系的饱和’。”（格根，1997）20世纪末期，人类社会许多领域的知识总量每5年或10年就会增长1倍。网络时代新知识和技术更新的速度更是空前，美国许多计算机数据库每两年的陈旧率便高达80%。知识爆炸、信息冗余、意义剩余，使得没有哪一个机构、哪一个人能够免除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后现代人由于大量知识、信息以及不同文化观念、价值的殖入而进入‘自我饱和’状态，完全饱和的自我实际上先于失去了自我。在后现代社会，人始终处于不断地建构和重构过程之中，每一种‘真实的自我’都面临反诘和质询，最终不得不为另一种同样‘真实的自我’让路。世纪之交广泛存在于文化界的萎蘼和颓废，一种浪迹于不同文化，失去家园的‘大地异乡人’的漂泊感，实际上是对当代社会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着的剧烈变革的真实写照。”（杨莉萍，2004，p．27）(www.daowen.com)
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当代社会中存在的这种基本物质需求的“饱和”与“过饱和”状态，使许多人产生了一种意义的危机，并使得精神、意识需求在现实世界中得到强烈凸显。因为物质生活的相对饱和状态，需要有更多的精神状态来充实人的生活世界。但是过分追求物质享受的现代高科技文明却在精神需求方面明显地表现出许多“缺失”和“空疏”。物质太多，信息太多，诱惑太多，但个人的选择却比物质贫乏的时代还要少得多。从整体上看，拥有高科技生活条件的现代人一方面很强大，另一方面也非常虚弱。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什么事情也都可能不发生。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可能成为决定社会或者个人命运的根源，任何历史事件都极有可能在文明的现代社会中重演。例如，超级大国苏联很快便崩溃解体；“9·11”事件改变了强大的美国人的心态；小小的SARS病毒曾搞得神州大地鸡犬不宁；停电几小时足以摧毁自负的现代城市人的意志；许多传统上极其珍视的价值观念显得“落后过时”，正被“新新人类们”无情地嘲弄和抛弃……这是一个极其残酷而荒谬的世界——任何现实存在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都有其辩护的理由。没有规律，只有概率。在“饱和社会”时代里，许多突发性事件频频爆发，并进而有可能改变个体的命运、社会的命运，甚至世界的命运。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唯有与自己的命运同行，跟着感觉走，而别无选择。这也正如超个人心理学家格罗夫所说，“我们看到的是畸形的情感、滥用毒品、酗酒、犯罪、恐怖行为和家庭暴力……意义、价值和希望的失落普遍地存在，与自然界的疏离感和自我毁灭的潮流普遍地存在着”。现代人“头脑清醒，却胸无大志，没有目标，没有信仰，表面热情而内心残酷”。人的意识尊严丧失，“无意义和有意义、希望和幸福、乐观和悲观、困惑怀疑和信任、坚持和放弃”（Peseschkian，2000，p．279），这无数矛盾心态始终伴随着人们的生活世界。传统的价值信念受到怀疑，悲观主义开始普遍抬头，许多人陷入心灵孤独、情感焦虑、价值危机、意义性丧失等心理冲突之中而难以自拔。以美国人的心理危机程度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自杀率上升了171%，且大部分是十几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目前全世界每年自杀的人高达100万，甚至超过战争的伤亡率。现代社会司空见惯的马路杀手——交通事故，造成的伤亡率更是异常惊人。更令人担忧的是，精神疾病、心理变态已成为现代人的一种“文明疾病”。在这种病态的后工业社会、价值紊乱和心理危机冲突面前，现行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模式则显得手足无措、无能为力。当代社会发展面临的诸多危机和困境事实说明，单纯依靠发展经济和科技，根本不可能解决后工业社会时期人的精神心理生活问题，而必须从新的思路出发，提升人的精神、意识品质，解决人的各种身体和心理疾病方面的痛苦。而对人的意识精神世界的关心与重建，有赖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意识。“我们自己的意识在很多方面是人类所能想到的最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没有什么能比意识与我们更加密切相关；也没有什么能像意识问题这样令无数代前人一直感到迷惑与神秘。紧迫的伦理问题依赖对人类意识更透彻的理解。”（Baars，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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