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社会迫切要求新的科学观和意识观

我们人类目前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现代化社会发展与后现代社会降临的多重发展变革时代。所谓现代化社会发展，“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发展导致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引起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也就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心理行为方式等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罗荣渠，1993，p．2）。现代化社会在文化维度上崇尚现代主义，即推崇以“科学、理性、自由、民主、博爱、绝对、统一性、一体化以及经验性和终极关怀”为基本特征的现代主义文化。它集中体现为自牛顿时代以来物理学、数学为基础的科学理论，以及由启蒙主义引发的哲学存在的理性至上、意识限度和科学精神。现代主义社会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无情地涤荡着东西方社会的传统生产方式、组织制度、知识形态、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社会时代的急剧变革是工业化社会发展时期的一大显著特征，也是我们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这与18世纪以前人类社会的相对稳定形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百多年前，辩证唯物主义创始人曾以“深邃的思想，优美的文采”描述过这种时代变革的特征：“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在这个时代里，“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马克思，1995，第1卷，p．275）。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社会急剧变革又反映出许多新的特点，新工业、新技术、新知识更新的进程更为激烈，呈现出爆炸性增长趋势。20世纪科学技术知识的这种大踏步的增长步伐，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文明进程。因此有人说，20世纪是科学革命的世纪，是“科学意识”取得胜利的时代。(www.daowen.com)

但是，20世纪的社会发展运动实际上又是一个“无意识的时代”，或者说是“意志混乱的时代”。长期以来，在经典物理学的影响下，意识问题在西方科学中是一种异常现象，“近代自然科学很容易地否定了人的意识”（拉兹洛等，2001，p．54）。这种科学观点主导了近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的文化和历史进程。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一方面使我们生活的世界有了巨大进步，工业化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许多普通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质生活享受水平，往往超过了古代的“王侯贵族”。于是，“人们渐渐丧失了对人类、对社会、对宇宙的尊重，而陷入自我崇拜的骄傲死角”（李绍昆，2003），当然也造成了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盲目崇拜和迷信，特别是造成了对世界秩序的危害——人类科学技术发明总是优先被用于军事和战争，成为剥夺人的生存权的最得力工具。20世纪经历过的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次局部战争，无不展现出人类科技意识和成就的阴暗面。从总体上讲，现代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和个体发展是“利大于弊，得大于失”。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是无限的，由于对科技的盲目崇拜和迷信，也使得推动和支撑20世纪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科学技术在促进工业现代化飞速进步的同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许多工业化国家人们的生活质量，相反却产生了许多过去没有的问题，即严重的异化现象。机器这种人化自然物的普遍运用，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提高人的地位，反而把人变成机器或机器的一部分。人创造了机器，但现在机器却反过来使人不得不服从机器的要求。这种严重的异化现象引起了人们对科技为中心的现代主义社会文化的怀疑，更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对于“人究竟有什么用”的疑问。“人有什么用”的问题，归根到底又是“人的意识有什么用”的问题。赫胥黎是最早鼓吹意识是虚构的、毫无用处的人之一，认为真正的科学工作者不会理睬这种“完全没有任何能力影响工作”的生物功能（巴尔斯，2002，p．122）。在物质科学技术世界面前，精神和人的意识世界更显得异常脆弱和无能为力。只有哲学界普遍重视意识问题，认为“人有意识能动性”，或者说“人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但对这个答案人们越来越不满意。意识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但意识毕竟不是一种实体存在。人的意识一方面是有限度的、有条件的，不可能是无限的、万能的，无条件的意识能动作用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意识又具有无限性和超越性。意识是人类极其鲜明的类特征和理智的表现，意识包容了一部分超出人类能力的因素。人类认识发展的有限性与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运动差异的解决程度，极大地制约着人的主观意识能动性的发挥，因此，如何有效地实现有限度的意识超越，便成为现代社会的人所面临的一大生存和发展困境。

在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针对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出现的人口爆炸、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这三大问题，提出了解决全球问题和避免灾变的策略办法，认为全球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类自己，在于人类反常的社会行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超个人心理学家格罗夫和哲学家罗素等人发起成立了布达佩斯俱乐部（1996），提出以“意识进化”或“意识革命”来解决全球问题的途径，呼吁人类能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价值和行为，从而避免或至少减轻目前面临的困境。在布达佩斯俱乐部会议论坛上，拉兹洛（拉兹洛等，2001，p．151）写道：“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讨论了意识。我们很快发现，我们的意识状态是关键，几乎是一切事物的基础。我们能否改变我们的意识使之进化，从而超越这个充满危机的‘外部世界’，同时超越被危机困扰的精神的‘内部’世界？”如果人类要继续生存、持续发展，那么，就需要重新审视和改变现行的关于宇宙的概念、关于人类的概念、关于进步和发展的概念，尤其是需要重新审视“物质主义的意识观”，建立一种发展性的全球意识，“因为一切重要的东西都是由于与意识相联系才成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