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黄克诚的人知道，他还有另一个绰号——“黄老头子”。叫他“黄老头子”是因为他有气管炎，咳起来很厉害，再加上他又不注意衣着打扮，有时候和农村的老人别无二致，后来就连毛泽东也风趣地称他为“黄老”。这里也有两个故事。一次，他到第10旅的司令部去，到了门口，站岗的卫兵不让他进去，问你这个老头子要找谁？他说我要找你们的刘震司令。人家不给找。后来就惊动了刘震，他出来一看，是黄克诚，就说：“这是黄师长！”经过1959年的磨难，他又重新工作后，到总后去找洪学智，卫兵又把他拦住，又是问：“你这个老头子要找谁？”他说：“我找你们部长。”人家说什么也不信。他说，你们找他来问问……

别看黄克诚的身体不是很好，可是他却铁骨铮铮，一身正气。这在党内外有口皆碑。感触最深的恐怕是他的妻子唐棣华和孩子了。

她第一次见到黄克诚是在当地干部和群众欢迎新四军和黄师长的集会上。黄克诚师长戴着一副眼镜，人特别瘦，看上去就像是一根竹竿子上挂着一套很肥大的灰军装。

后来，一位叫宋乃德的同志代表党组织找她谈话，说黄师长为了革命事业，为了抗战到底，奋不顾身，一直行军打仗，都快40岁了，还没有成家，请唐棣华考虑一下可否嫁给黄师长的问题。她当时觉得很突然，仅仅见过一面，怎么可能呢！她问：“是别人的意思，还是黄师长的意思？”宋乃德说：“黄师长对你很有好感。”两人连话都没说过，怎么会对我有好感呢？唐棣华当时心里有一百个疑问。

不过，那时的青年女学生把婚姻问题和革命连在一起，为了革命需要而结婚或者不结婚。如今组织上发话，她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没想到新婚之际，黄克诚对唐棣华来了个“约法三章”。

黄克诚一脸认真严肃，和唐棣华谈了一次话，就是他们夫妻间延续了数十年的“约法三章”。

黄克诚说：“我们就要共同生活了，有些问题需要郑重地讲清楚。第一条，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得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因为婚姻的利益而妨碍党的利益，不能因为私人的利益而损害党的利益；第二条，我所处的工作岗位重要，你不能因为要求男女平等（当时女同志坚决要求男女平等）而让我迁就你，因为我的工作岗位比你的重要；第三条，我这里有军队的一些文件，还要经常找人谈话，你不得打听你不应该知道的事情。”唐棣华当时觉得第一条、第三条都能接受，唯第二条多少有些强加于人的味道。

不过，唐棣华还是从这次谈话中感受到了黄克诚师长那种对党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无私无畏的宝贵品质。

生活并不像“约法三章”规定的那样一条一条那么好区分。有时，一些看上去合情合理的事，在黄克诚的眼里竟成了损害党的利益。有一次，后勤部门的同志给唐棣华送来两块小花布，让给女儿黄楠缝件衣服。孩子特喜欢穿花衣服，老嫌灰军装改的衣服不好看，唐棣华收下这块小花布，并没有认为这是什么不得了的事。不料，这事被黄克诚知道了，他勃然大怒，说：“搞什么特殊化？这不是以个人利益损害党的利益是什么？！”

康棣华事后一想。可不是嘛？全师上下都穿着灰蓬蓬的军装，独自己的女儿穿着花衣服，这怎么行呢！

解放后，黄克诚高官在身，但他们夫妻间的“约法三章”却延续着，甚至成了他们的子女也要遵守的一条法规。

黄克诚40多岁才有了孩子。人非草木，岂能无情。但他和唐棣华对子女的情爱就是四个字：严加管教。

就以小女儿黄梅为例吧！黄梅七八岁时，唐棣华就让她手拿补袜板补自己的袜子。那时没有尼龙袜，布袜子几乎每个星期都得补。10岁时，黄梅开始学缝被子，每每东拉西扯缝不均匀，都急哭了，还得缝。北京有不少干部子弟学校，黄梅上小学时，黄克诚夫妇还是送她去了附近的一所街道学校。直到她三年级时，操行得了个“中”。他们觉得没有余力管教女儿，才决定送她住校。到这时，黄克诚已被罢了官，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黄梅送进了北京“八一”学校。当时在“八一”学校读书的都是军队干部子女，每到星期天，各机关都有车来接本单位的孩子，有的家长还派小车来。班上只有两个孩子没车接，一个是黄梅，另一个是一位烈士的女儿。她俩常常结伴挤公共汽车。有时为了省一角钱买糖吃，就从学校所在的海淀镇一直走到动物园，再乘车。黄克诚也有专车，就是不让孩子坐。几个孩子都认为爸爸是天底下最好的爸爸，可就是不愿和他待在一起，倒是和唐棣华这个一天到晚下达命令的“管家婆”亲热得不得了。(www.daowen.com)

70年代后期，黄克诚重新出来工作后，有了一辆红旗轿车。他对老伴和子女说：“这辆车是国家配备给我办公事用的，不能办私事用。这要成为一条‘家规’。我最反对领导干部的子女、亲戚坐着公家的小汽车抖威风。事情不大，但损害了党的威信。”

黄克诚的小儿子要结婚了。工作人员说，一个人一辈子就结一次婚，就用首长的车去接新娘吧！黄克诚不同意，说：“年轻轻的，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去都可以嘛！”黄晴果真骑上自行车接回了新娘。有一次，黄克诚的几个侄儿、侄女千里迢迢来北京看望黄克诚，黄老非常高兴，但要求他们不论到什么地方参观、游览都不要坐他的小车。最后一天，侄儿侄女去长城，挤公共汽车很不方便，提出坐伯伯的小车去，黄老坚持不肯“开戒”，他让侄儿侄女坐火车去，车费由他出。

黄克诚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和第二书记期间，日理万机，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许多当事人十分感谢他，总是想用这样那样的方式报答一下，都遭到了黄老的回绝，他有一句口头禅：“公事公办，谢我干什么？！”

是的，黄克诚大将记不住他做了多少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他记住的就是数十年“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因为个人的私利损害党的利益”的信条，因此他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廉洁清正、公而忘私的高大形象。还是黄梅说得好：“支撑爸爸这样做的力量是信仰的力量。这些事情看起来普普通通，但小事的后面是一个价值观念的问题。爸爸的价值观念就是把这个国家搞好，让大家幸福。”

黄克诚兄弟三人只他一个读书，黄克诚的大哥早先也曾念了两年私塾，后来就回家务农，并全力帮助父亲。黄克诚当初借了件长衫初次到县城上学，便是他大哥一根扁担挑了书箱送他去的。湘南暴动以后，黄克诚所在的队伍被打散，他被迫回家乡躲避。当时屠杀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气焰嚣张，是大哥大嫂把他藏在猪圈顶棚和后山上，每日偷偷送水送饭，才得以躲过了搜查，转赴上海去寻找党组织的。

解放以后黄克诚当了“大官”，却从没有利用特权给他丝毫帮助，大哥一直在乡下种地。大哥也没有因为有这位弟弟做大官去找过他。直到1959年庐山事发后，黄克诚的大哥才赶到北京看望。见到黄克诚身体无恙，这位当初冒着砍头危险救了黄克诚的大哥连声地说：“这样就好，这样就好。过去你当那么大的官，多危险哪。我都替你担心。”大哥的话里没有同情的眼泪，也没有慷慨激昂的词句，却饱含着普通农民的是非判断和人生哲理。

重新出来工作的黄克诚住进了为他新安置的家里。说是新家，其实所有陈设都是破旧的。那栋解放前留下来的房子，冬日暖气不暖，下雨时屋顶还漏水。漏雨的地方正好对着黄克诚卧室的床上，他不得不在床中央放个接水的脸盆。再有，他的住处是在王府井附近的闹市边，旁边又是一个消防站，报警器经常出其不意地狂叫起来，有时夜里几次被吵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劝黄克诚，这里吵得太厉害，还是换个安静一点的地方去住。服务部门也考虑到让一个年迈多病的首长住在这样的地方不合适，准备给他换房。可是，黄克诚就是不同意。他说：“这儿是有点吵，但比一般人家住的环境要好多了。再说，我怕吵搬走了，别人来了还不照样被吵吗？”

服务部门拗不过黄克诚，只好提出给他把房子维修一下。他先是同意了，后来一听公家要付维修费10来万元，心疼了，说：“一个破房花这么多钱去维修没有必要。简单地修一修，化雪、下雨不漏水就可以了。”按照他的意见，有关部门从工程连抽了一伙小伙子，爬上屋顶，把瓦倒腾了一遍，漏水的地方修补了一下，就完事了，前后用了大半天时间。

黄克诚家里的暖气是由自家烧煤取暖，热量不足，年轻人坐在屋里还冻得跺脚呢，何况一个年迈多病之人。在他的屋子前面地下就是一条热力管道。工作人员将这一情况反映上去后，服务部门立即决定对黄老家的暖气进行改善，换成由热力管道供给暖气。水暖工很快就掘开了管道周围的土，屋子里外满是坑坑沟沟，眼看就要安装管道了。就在这时候，黄克诚从工作人员口中得知这次暖气改装要用去公家近3万元，他马上不高兴了，让停工，并批评工作人员说：“你们怎么能这么大手大脚地花钱？现在我们国家还很穷，要把钱用到正道上去。我这里能用烧煤取暖就已经不错了。”

已经挖开的地下管道只好又填上了土，准备好的暖气设备也退掉了。

一天，黄克诚发觉工人给他家的院里运了许多砖，而且还在不断地运着。他问工人拉来这么多砖干什么，工人告诉他：“你们家这个街门又低又旧，很不成样子，准备修一个好一点的大门楼。”黄克诚一听就带几分火地说：“修那个东西干什么？现在这个铁门虽然旧点，但蛮结实嘛！像这种图门面的东西咱们宁肯将就点也不要乱花钱。”

修盖门楼的事，也这样被他制止了。黄克诚太固执了，固执得似乎有点不近人情。然而，大家都觉得他住在这样的陋屋里实在太“委屈”了，没有“将军府”，可也不能住得太简陋了。同志们主要考虑到住在这样的环境和屋子里不利于他养病，所以又想了新点子，劝他到玉泉山去住上一段时间，那儿有一个很好的疗养点，黄克诚应该去。开始，他就是不松口，说工作这么忙，哪有闲暇疗养。后来同志们说到了玉泉山照样可以工作，他才答应了。不过，他提了两个条件：家里的人包括老伴不要去，自己去后的伙食费不要补助，吃多少由他负担。

这就是黄老。这就是为人民建立了卓著功勋而又不向人民讨价还价的黄克诚大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