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大将有个很不雅的绰号——“黄瞎子”，这是因为他的眼睛高度近视，没了眼镜就模糊一片。有时候夜行军，前面的人说有坑，要跳一下，他就跟着蹦。有一次，前面的小鬼和他开玩笑，没有坑也跳一跳，他在后面也跟着蹦一蹦，逗得人们直乐。还有一次，他看到前面有个影子，以为是他们司令部的什么人，就拍着那人说：“小伙子，好好走！”人们又哈哈大笑起来，原来那是一匹白马的屁股。

别看黄克诚的眼睛不好，他却有敏锐的军事预见力和政治辨别力。

1945年9月，一封很有见地的电报飞往延安，飞往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

“东北既能派队伍进去，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五万人，能去十万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总根据地，支援关内斗争。”

“山东应调三万人到五万人去东北，华中应调三万人到六万人去山东，在河南和平原主力的一部，应调山西，江南一个师主力应调回江北，只以一部留在江南活动。”

“我认为目前我党没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就不会有大的胜利；若没有大规模决战的胜利，就不会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故集中兵力进行决战，当为当前之急；如依靠谈判或国际干涉，均带有极大危险性。”

……

这是黄克诚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一封电报。这封电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几天之后，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9月底，黄克诚奉命率新四军3师主力4个旅和3个特务团共35 000多人，迅速从盐阜地区开往东北。

部队飞快地北进。黄克诚知道，时间太紧迫了。东北这块地盘，蒋介石肯定也要伸过手来，谁早一天到达，谁就多一分胜利的把握。可这时，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却来电命令3师进入山东后，要停留一星期。

马上要进入鲁南了，到底要不要停留呢？黄克诚思虑再三，觉得还是应尽快北进。10月4日，他致电中央军委，建议部队到山东后不宜久留，稍事休整后应立即北进。第二天，中央军委的复电就来了：“为迅速达成战略任务，3师部队在到达山东后，应兼程北进，不能在山东担负战斗任务。”

11月上旬，部队进抵冀东三河、玉田一带，中央军委电令迅速向锦州集中。11日，东北局指示3师直逼山海关，配合杨国夫师歼灭进攻之敌。次日，东北局又来指示，命黄克诚暂时不要向锦州前进，而改向义院口、驻操营前进，并要他统一指挥新四军3师和山东梁兴初师，集结于河北抚宁一带，待机歼敌。

这接二连三的电报使黄克诚很费踌躇。他想，中央军委已命令3师迅速向锦州靠拢，必有重要的决策，东北局却电令不要向锦州前进，到底怎么行动呢？黄克诚马上向中央军委及东北局发电报，讲了以上情况。当天就收到了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发来的电报，令3师与梁兴初师分路前进，限24日到达锦州地区。第二天，毛泽东又电示东北局：

我黄、梁两部四万二千，远道新到，官兵疲劳，地形不熟，目前开至义院口、驻操营，必无好仗可打；即使歼敌一部，不过战术胜利而兵力暴露，不得休整，势将处于被动。……而令黄、梁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荫蔽开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处于内线，休整部队，恢复疲劳，补充枪弹，熟悉地理民情，创造战场，演习夜战……

这份电报，同时也发到黄克诚的电台。他仿佛看到了指挥若定的统帅毛泽东正在调动千军万马，同时也在调动敌人的部队。他马上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率部即刻出发，于11月25日到达锦州附近的江家屯，完成了进军东北的任务。

部队刚到东北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黄克诚归纳为“七无”，即无地方党组织，无群众组织，无政权，无后方，无粮食，无医药，无衣服鞋袜。11月26日，黄克诚直接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实事求是地汇报了部队的情况，提议3师暂不作战，进行短期休整，并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的准备。很快，毛泽东复电指示黄克诚直接向东北局请示，提出建议。

恰在这时，李天佑奉林彪之命前来3师联系，告之中央已决定派林彪负责组织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东北的部队，而林彪的司令部距3师师部也不是很远。于是，黄克诚当即同李天佑一起策马奔向林彪驻地，当面向林彪提出了关于建立后方，站稳脚跟，逐渐发展壮大自己，以期将来同国民党军队决战的建议。林彪采纳了黄克诚的建议，命令3师部队移至义县、阜新一带，发动群众，进行休整。

刚到义县不久，毛泽东来电询问对东北拟采取的方针。黄克诚知道，毛泽东又在集思广益了，这正是陈述自己主张的好机会。他迅速拟了一个电文，交林彪看后发给了毛泽东。

12月28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并转黄克诚，指出：

“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经过艰苦奋斗。”

“迅速在西满、东满、北满划分军区和军分区，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捧着东北局转来的这封电报，黄克诚看了一遍又一遍，对电报中的决策，他觉得真是太英明了。

在分析东北形势、挺进东北到建立东北根据地这一过程中，黄克诚多次向毛泽东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并为毛泽东所肯定和采纳。毛泽东从中发现了黄克诚的将才，了解他不仅善于用兵打仗，而且善做政治工作、群众工作，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政策水平，有一定的战略眼光，因此不断对他委以重任。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毛泽东亲自提议黄克诚为天津市军管会主任兼天津市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先后委任他担任湖南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毛泽东亲自授予黄克诚大将军衔。

同样，黄克诚对毛泽东是尊敬的、信服的，但尊敬并不迷信，服从并不盲从。黄克诚爱提意见在党内是出了名的。毛泽东就说过：黄克诚这个人，上到中央，下到支部，他都要提意见。这个爱提意见的脾气使他吃尽了苦头。

1949年5月，毛泽东把黄克诚从天津召到北平，听取汇报天津接管和城市民主改革等情况。工作汇报完后，毛泽东留他一起吃晚饭。他们边吃边聊，忽然，毛泽东停下筷子，问道：“你认为今后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黄克诚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发展生产。”毛泽东严肃地摇了摇头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黄克诚闻听此言，才知自己的想法与毛泽东所考虑的问题有很大的差距。在这次当面考试中，他在毛泽东心目里是不及格的。30年之后，黄克诚这样说道：

“回想起来，毛泽东在解放以后，仍然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思想有其一贯性，所以他总是一个接一个地搞运动。而我当时的思想则认为，解放以后，主要应抓生产，搞经济建设，在经济建设中虽然也会有阶级斗争，但这并非主要矛盾。”

粉碎“四人帮”之后，黄克诚获得了解放。1977年12月，他出任中央军委顾问。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并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

多年的不公正待遇，并没有动摇黄克诚对毛泽东思想的信念，也没有影响他对毛泽东的感情。担任中纪委领导工作之初，黄克诚在庐山会议上所受的错误处理尚未彻底平反，但他毫不计较。而当党内和社会上一度出现诋毁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时，他再也坐不住了。

1980年11月，中纪委召开第三次贯彻“准则”座谈会。黄克诚是常务书记，他说他要讲话，至于讲什么，他没有说。人们都觉得无非是怎样端正党风。

此时已经双目失明的黄克诚是在别人搀扶下走上主席台的。他没有讲稿，也不可能有讲稿，他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

如果说那天他的讲话是口若悬河的话，那一点都不夸张。他坐在台上，开口便说：“今天我来这里讲话，不讲别的，想先谈一谈怎样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他从我党我军的创建时期说起，讲到毛泽东在危机中怎样挽救革命，讲到毛泽东受排斥使中国革命受到的损失，讲到毛泽东思想是怎样形成的，讲到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义……

他一讲就是两个多小时，一口气讲了6个问题。

会场上安静极了。

会后的反响强烈极了。

有人说，好久没有听到这么有见地的报告了。

有人说，好久没有见到过高级领导人这样讲话了。

也有人说，黄老这是怎么回事，在这个会上讲这样的问题。

还有人说，这完全文不对题。

第二天就有人送来了他的讲话录音整理稿，说：“黄老，你的这个讲话可以拿出去发表。”

他说，这完全是我个人的一个讲话，如果拿出去发表，一定要请中央的同志审查。(www.daowen.com)

于是，这个稿子送到了邓小平的案头。

当时小平同志很忙，但他还是很快看了这稿子。他明确指示：“此稿可以发表，请乔木同志在文字上把把关。”

黄克诚的稿子又送到了胡乔木的桌上。

很快，胡乔木看了稿子，做了一点技术上的处理，就送给新华社发了通稿。

稿子一见报，黄克诚家里就热闹起来，他每天都要接到几百封来信。

信的多数当然是赞成他的讲话的，也有少数信骂他，说他是老糊涂了，说他是老僵化。

秘书选了一些信给他读。听着听着，他摆摆手说：“那些赞成的信就不要读了，我就不相信都是众口一词的赞誉之声，不可能没有反对意见。”

其实秘书已经找出了几封信，但觉得这里面有的信完全是不讲道理，甚至有些话很不客气，怕惹他生气。

他听说确有这样的信，脸上露出了笑容：“快读给我听听，骂我的话也没关系。”于是秘书把最有代表性的4封信读给他听。读到那些辱骂性的话时，秘书有点提心吊胆，他却开怀大笑，说：“有味道，实在精彩。”停了一下，他又说：“可惜不知道写信的都是些什么人，我很想同他们探讨一番。”

秘书说，写信的人大概都不会用真实姓名，就是用了真实姓名恐怕也不好找。

黄克诚说：“写信的人我看不外乎三种，一种是年轻人，因为他们不懂历史；一种可能是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挨了整，心里有气；还有一种可能是思想方法有局限性、片面性和绝对化，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老人对秘书说：“能不能设法找到写信人，以我个人的名义把他们请来，先请他们吃顿饭，然后和他们好好谈谈，我相信是能统一认识的。”

秘书按照他的意见，找了几个信的地址准备和当地的有关部门联系。这时，黄克诚又说：“我想了想，觉得不能这样做。如果通过政府部门找，人家不明真相，还以为是给黄克诚写信惹了大祸，给写信的人造成很大的压力，带来不好的效果。”

此事只好作罢。老人叹了口气，看来他对此深感惋惜。

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如此，对林彪的评价就更有他的性格特点。

他出任中央军事委员会顾问以后，军事百科编辑部的同志写了关于林彪的条目，送请他审读。

读完条目，他对秘书说再念一遍。

秘书又给他念了一遍。听完，他说：“林彪的条目不能这么写，这样是不能向后人交代的。如果说熟悉林彪的人，我现在算一个，也只有我这样的人说话了。‘文革’期间虽然林彪也是整我的，但我还是要说他一些好话。”

秘书说：“现在这么写是经过认真研究的吧？”

黄克诚说：“经过研究也不对，这么写是不行的。文字少不说，历史上他的战功也没有反映出来。”

这在当时，不要说年轻人，就是党内的同志也不敢这么说。

“这样吧，你去把他们请来，我要和他们谈谈，既然是百科全书，就应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秘书很快通知了有关的同志。

于是在玉泉山他养病的地方，有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谈话。

面对这些搞百科全书的秀才们，黄克诚的话很有几分沉重。说话有点慢，但却是字字千钧。

“你们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就要讲几句话。我也有责任讲几句话。我也是一个老同志。你们写的这个条目，需要修改。先说几句题外话，你们要学司马迁，要秉笔直书，要对历史负责。”

他说这话的时候，手有些微微发抖，来这里的同志也有些紧张。

“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后来他犯了严重罪行，是死有余辜。在评价他的历史时，应该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我军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的积极作用；另一节是后来他对党对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两方面都写明确，不含糊其辞，才符合历史事实。”

说到这里他顿了顿说，“我这个人是敢讲点真话的，现在我也要说林彪几句。他和我早就认识了，井冈山会师，就见到了他。以后我们分了合，合了分，有不少的接触。在红军时期，我朱毛手下战斗力最强、战功最大的是红四军。据我了解，林彪确有指挥能力，算得上一员战将，要承认这个事实。林彪生前我这么说，林彪死后我还是这么说。有人说林彪不会打仗，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说了红军时期，又说进军东北。黄克诚认为，林彪在东北是有很大贡献的。去东北的时候，大概只有10万人，到出关时，有120万部队，这不能说没有他的功劳。如果我们说林彪是个不会打仗的人，只有鬼才信。辽沈战役，他的功劳不能抹掉，也是抹不掉的。

黄克诚说了历史，又说解放以后，他说：“建国以后，军队授衔，那是经过毛主席，经过许多同志反复考虑、权衡，才评出了十大元帅，国内外都知道。如果把他写成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也令人难以置信……”

他还谈到了《毛泽东选集》中收入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们年轻，没有经历那段时间的斗争，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林彪当时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也写进条目中，这点也值得斟酌。在我们党内，一个下级干部向上级领导写信直陈己见，尽管意见是错误的，但敢于向上级反映而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就这一点来说，本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这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态度。即使现在，也应当提倡这种精神。一个人提意见不一定都正确，还可能是错误的，但只要不是反党反革命言论都应当允许提，提错了也不要紧，错了可以批评嘛……”

当时座谈的人听了这些话，都说：“这话也只能是黄老讲。”

黄克诚的话的确抓住了当时的一个重要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百科编辑部专门发了一期通讯，全文刊载了他的这次谈话。

不少同志说，黄克诚的这次谈话是对我们党史写作的好教材。他自己却说，我只不过是说一些应该说的话而已。

别人并不知道，就是在“文革”最乱的日子里，有人给黄克诚加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有些事林彪是知情的。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出来说一句公道话。谁知林彪不光没有为他说话，反而更加重了对黄克诚的批判……

“不管他怎么对我，反正我是公道地对他。”

黄克诚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