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毛泽东庐山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动员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

接着，各组开批斗会，批“军事俱乐部”进入高潮。

康生在批斗中最为积极，又是发言又是插话，又是整理材料送毛泽东。

林彪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他是7月23日后上山来的，是毛泽东搬来的主要“救兵”，在会上他成了活跃人物。

开始，黄克诚态度还是很强硬。当有人竟然说他是彭德怀的“走狗”，黄克诚气得脸色铁青，马上跳起来进行反击。慢慢地，黄克诚意识到讲理、辩论都没有什么用了。

这时，有位中央领导人两次找黄克诚谈话。他以帮助黄克诚摆脱困境的善意，要黄克诚对彭德怀“反戈一击”。

黄克诚回答：“‘落井下石’也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黄克诚和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在不断的追逼围攻下，只得在说明事实真相的前提下，给自己扣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帽子。

此后，等到冷静下来，黄克诚认识到，违心地作检查，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才是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真正错误。黄克诚一想起此事，心里就非常痛苦。

8月16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决议》指出，“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必要的，但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

8月1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研究了人事安排和庐山会议如何传达的问题。

根据中央决定，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和军委委员的职务，任命林彪为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撤销黄克诚的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职务，任命罗瑞卿为总参谋长；撤销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另行分配工作；撤销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张平化接任。彭、黄、张、周仍保留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职务。

庐山会议中断了在经济工作中纠“左”的进程，逆转了本来有所好转的形势。过火的是非颠倒的政治批判，迅速由山上波及山下并发展到了全党规模的“反右倾”斗争，从而使原来的“左”倾错误，由主要是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发展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的一系列错误。

听到黄克诚被罢官的消息，他的同事、下级都为他惋惜，认为他不应在这次会上唱“反调”。其实在他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一直敢唱“反调”。他因为唱“反调”被撤职的事情，恐怕不下10次。说来话长了。只能捡几件很有特殊意义的事情说一说。

说起来，今天的年轻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那个时候，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正在占上风。湖南特委坚决执行这条错误路线，提出了耸人听闻的口号：“烧烧烧！烧掉一个旧世界！”“杀杀杀！杀死一切土豪劣绅！”

这些“左”倾盲动主义者异想天开地想烧光杀光了，敌人来了没有房住没有饭吃，就可以不打自退了。

当时在永兴县委工作的黄克诚接到指示：县衙门要烧！土豪的房子要烧！县城的街道和商店也要烧！从衡阳到坪石公路两侧15里要统统烧光！

天啊，怎么能这么干呢？

县委书记对黄克诚说：“必须坚决执行命令！”

黄克诚据理力争：“这么干老百姓是反对的，弄不好要出乱子！”

“出什么乱子？这是对敌人狠不狠的问题。你黄克诚是什么立场？”

“什么立场？老百姓的立场！”

“这是右倾，对敌斗争不敢下手！”

“这不是对敌斗争，这是烧房子。我们这么干，老百姓是不同意的！”

“你这是尾巴主义！”

“你这是盲目蛮干，后果你来承担？”

年轻气盛的黄克诚不听这位书记的意见。

县委书记最后说：“这是组织的决定，你必须执行！”

“这是错误的，我无法执行！”

“你不执行我就严肃处分你！”

在黄克诚的心目中，党组织是无比神圣的，他可以反对一些人的决定，但决不可对抗组织。

但在执行时他还是大大地打了折扣，只烧了县衙门而没有一条街一条街地全烧，大部分房屋和商店保留了下来。

从此，黄克诚就开始有了唱“反调”的名声。

实践证明，黄克诚的“反调”唱得是有道理的。郴县县委坚决执行了湘南特委的指示，引起农民反水，把县委的干部几乎杀光了。

由于黄克诚一再和县委唱反调，县委就开会批评他右倾，要他写出检讨。黄克诚说，我没有错，我写什么检讨？

于是，他的县委委员是当不成了，有关的会议也不能再参加了。

他到第3军团的时候正值“立三路线”占上风，上上下下吵吵着要打大城市。黄克诚认为这是头脑发热，拿我们的那点力量去打大城市好比以卵击石。他给军团长彭德怀等人写信，陈述自己的看法。第3军团打下平江后研究下一步行动，他又提出反对攻打大城市的看法，因而受到严厉批评，撤销了准备委任他为纵队政委的命令。

1932年，红一方面军决定打赣州。兵临城下了，他又大唱“反调”，和彭德怀吵了起来，拍了桌子。他说：“彭老总，你这是半个立三路线！”彭说：“不管什么路线，要打就得打胜！”结果，打赣州失利。黄克诚在未接到命令的情况下主动撤出战斗，从而保存了实力，幸未被追究。

但后来，他因为支持毛泽东一系列主张，反对中央的错误指示，被批判了一个多月。他和军政委贺昌吵了一路，走路时吵，住下以后还接着争。他对贺昌说：“我们要争论20年！”

黄克诚自己说过：“我和彭老总的关系，可以说是合作了一辈子，也吵了几十年。有时候是他对，有时候是我对。我当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时，在大楼里吵。不少机关干部都说，这两个人怎么这么吵哇？为了工作，言不及私，吵了也不会影响关系。”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以后，第3师在广昌开会，黄克诚支持毛泽东的路线，因而被撤了第3师政委的职务。

红军长征途中，他又因为提意见反对打消耗战，被认为是右倾，调离他所在的第3军团第4师，当了司令部的侦察科长。

1943年康生在延安搞“抢救运动”，黄克诚在新四军第3师又唱起了“反调”。这年的春天正是莺歌燕舞的好时光，革命队伍内部却刮起了一场冷风。

黄克诚对此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他知道一旦发生了“逼供信”，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对华中局的领导谈了自己的看法。但中央下来的指示，谁敢不执行？华中局也很难啊。对中央的指示，黄克诚也不能不执行，但他有自己的办法——在他所领导的第3师第7旅搞一个小小的试点，他亲自坐镇，实地考察。

“抢救”一展开，问题就出来了。被抓起来的人，特别是小知识分子，一经审问，就乱供一气，咬出了许多的人，其实都是瞎编出来的。

黄克诚听汇报，听着听着，坐不住了，说：“好了，这样下去，7旅很快就能‘抢救’出一半人来。”

当时被派搞这项工作的同志说：“那怎么办啊，怎么给中央交代？”

“马上停下来，有问题我负责。”

他说这话的时候斩钉截铁。

“马上把抓起来的人都放出来，把他们的善后工作做好。绝不能再这么搞了。”

这话如今听来很简单，但当时是有很大压力的。

回到第3师，他下令所有部队停止“抢救”；发现有问题的人，按照正常的手续处理。一些好心人劝他说：“这样和上面对着干，怕会有麻烦吧？”

黄克诚说：“我一个人有点麻烦没有关系，我也不怕麻烦。要是那么多的人都有麻烦，可就真麻烦了。”

不久，华中局召开整风汇报会，黄克诚又遇上新的情况。他和第7师政委曾希圣住在一个房间。平时俩人见了面，有说不完的话。这一次，曾希圣却好像有什么心事，不怎么讲话。这是怎么回事？

晚上熄了灯，黄克诚说：“希圣，你有点不对头啊，出什么事了？”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你骗不了我，有什么事尽管说，能帮忙的我一定会帮忙。”

曾希圣还是不说。看来情况复杂。

夜晚，曾希圣睡不着，黄克诚也没睡着。曾希圣披衣服下了地，他也跟着下了地。

在这个春寒料峭的夜晚，两个战友又谈了很久，曾希圣终于说出了真实情况——曾希圣的妻子水静被人揭发，说她可能是个特务，现正在受审查。

“水静会是特务？”黄克诚不信。

曾希圣不说话，只抽闷烟。

“你信不信？”

“人证、供词都在，我不信又有什么办法？”(www.daowen.com)

“是什么人供出来的？”

“2师政治部的。”

“她怎么知道？”

“她们在上海的时候是同学，在上海的时候就……”

黄克诚摇摇头，说：“别人不了解你的老婆，你还不了解她吗？这样吧，我把这个人找来问问。”

会议休息时间，黄克诚找到谭震林，请他通知第2师政治部把那个女干部叫来。

那个女同志来了，黄克诚说：“你谈谈你是怎么加入特务组织的？”

“那是一个漆黑的晚上，我去参加我们一个同学的聚会……”

她讲得有声有色，还说了一大套怎样进行特务活动的方法。她说得越是形象，黄克诚越是怀疑。等她说完，黄克诚问：“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真话！我从不对组织说假话。”

“这就好，我问你，你说的这些话，是不是有人要你这么说的？”

“不是……”

黄克诚已经看出她说话的态度和前几句不一样了，于是耐心细致地给她做工作，告诉她要是说了假话对组织对同志对自己都没有好处，就是有压力也不能说假话。

听着听着，这个女同志忽然大哭起来。

黄克诚又安慰她，不要哭，只要说真话还是来得及的。

她哭着说：“我的那些话都是假话。”

“你为什么讲那些假话？”

“刚刚搞‘抢救’时，我讲的是真话，可人们不相信。开一次会，又开一次会，我被他们整得没办法，只好瞎说一气。我瞎说了他们就不整我了。我越是瞎编，越是受表扬……”

黄克诚找到谭震林，对他说：“谭老板，这种‘抢救’办法真是害死人啊！连曾希圣的老婆也给‘抢救’了。”

谭震林也很吃惊，说：“真是这样子吗？”

黄克诚又问：“你们那里一共‘抢救’出了多少特务？”

“一个团大概有百十人的样子。”

“哎呀，这怎么得了哇！一个团要有那么多的特务，你们离敌人那么近，你们又把他们抓起来了，那部队还不乱了套，人还不跑了？”

谭震林说：“一个也没有跑。”

黄克诚有些激动了，说：“老兄，我们那么整人家，人家一个也没有跑，哪有这样的特务？赶快给人家平反吧！”

谭震林说：“是这个道理。”

黄克诚又找到当时主持工作的饶漱石，也把这个道理说了。饶漱石也觉得这么搞有点问题。

黄克诚说：“别的地区我们不清楚，我们这里应该对被‘抢救’的干部甄别平反。”

饶漱石同意了。

他的另一次唱“反调”是打曹甸，他的意见和刘少奇、陈毅发生了很大分歧，几乎要吵了起来。

这是1940年的事情，当时新四军黄桥决战胜利以后，韩德勤退守曹甸、车桥、兴化一线，如何解决这股顽军是新四军的一个重大问题。

当时指挥部的意图是，借黄桥决战的东风攻占曹甸，一举消灭韩德勤。

作为第5纵队司令员的黄克诚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他认为主动去打韩德勤是不合时宜的。当时还在搞统一战线，和国民党的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从苏北斗争形势看，我们的队伍刚刚到达淮海、盐阜地区，顽军残部和土匪、特务以及反动地主武装到处捣乱破坏，根据地内部很不稳定，当务之急是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站稳脚跟。

而敌人的情况就很不同了，那里是他们的老窝，要想一下子吃掉他是很难的。

他把自己的意见向华中指挥部作了陈述，但没有被认同，中央同意了攻打曹甸的计划。

军令如山，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黄克诚虽然不同意这样打曹甸，但他必须执行命令。

战斗是11月29日打响的。

在隆隆的炮声中，黄克诚又给华中总指挥部发了电报，对曹甸战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电报中说：

我军无攻坚武器，历史上用速战速决、猛打猛冲战法攻击巩固据点，极少成功（东安、宜黄、南丰……直至会理、甘泉等战役，均如此证明）。曹甸、车桥等处工事较前坚固，兵力更多，如猛打猛攻，不但胜利把握不大，且有招致重大伤亡可能。

……我意见是用持久作战的方法攻击。其战法：

一、首先在四个据点（曹甸、安丰、车桥、泾口）间构筑据点，截断其联系与增援。

二、肃清四据点周围之敌据点及附近村落中的敌人，将其完全逼入四据点内。

三、逐步筑垒掘进。

四、用小部队不断接近，消耗其弹药，增加其劳。

五、派小组潜入，放火烧其房屋。

六、探悉到有弱点可乘时，即以主力猛击而消灭之。

我如决定强攻，请集中新四军五纵全部迫击炮、小炮轰击之。

黄克诚的意见又一次被认为是保守而不予理睬。

结果，此战没有完成预定目的。敌人虽有较大伤亡，而我们也有2 000多名将士血洒苏北。战后自然要总结经验教训。当时的华中局领导认为，这完全是因为黄克诚的右倾保守造成的，因而撤了他的第5纵队司令员的职务，保留了政治委员的职务（实际上，由陈毅兼任的司令员并没有到任，第5纵队司令部的事情还是要黄克诚来管）。

紧接着，黄克诚又因为保卫盐城的问题同上面发生了争论。华中局和军部都认为黄克诚不服从指挥，因而在阜宁召开干部会议，专门批评黄克诚。

黄克诚当然不服气，他据理力争，坚持自己的意见。

会场上的气氛十分严肃，刘少奇、陈毅都在场，他们都对黄克诚的态度不满。

黄克诚说：“我没有必要检讨。作战前，我提的意见我至今认为是对的，作战未达到目的也不是我不服从指挥，而是上级指挥的失误。”

“黄克诚，你这是什么态度？”

“这是推卸责任！”

“就是因为你右倾，你有自己的想法，而没有认真执行军部的决定！”

会上吵，会后黄克诚找到陈毅，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他说：“你是我的老上级，从红军时期我们就在一起，你就是我的领导。你说，我有什么不服从指挥的？”

陈毅说：“这次的事情，你是提出过意见，但后来没有打好，你是有责任的。”

黄克诚说：“我事先提出了意见，打起来后也提出了办法，你们就是不听。5纵主力全部出动，由上级统一指挥，仗没打好怎么能怪我？”

为了顾全大局，黄克诚在会上作了检讨，对有些问题讲了自己的看法。

有些事情是要沉淀一下才能解决的。如果双方都在气头上，问题是很难一下子说清楚的。

这里不能不再次说到心怀坦荡的陈毅。到了1940年，他在总结曹甸战役时说：“曹甸战役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的。”

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他说：“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他又说，“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这就要有很好的准备和按规范战的原则作战才行。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我们采取了坑道作业，就有可能成功。”

听了陈毅的话，黄克诚觉得，这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