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庐山会议上有的人分析彭、黄的关系说，黄克诚支持彭德怀的“意见书”是为了“报答救命之恩”。

彭德怀救过黄克诚的命，确有其事。对于这件事，彭德怀在1962年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的“八万言书”中郑重其事地讲过。

彭德怀写道：“1931年冬，我赴瑞金参加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袁国平同志（当时是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以调动工作为名，撤销了黄克诚同志师政治委员的职务，说黄是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是陈独秀（取消）派，并且准备处死，当返抵军团司令部后，我（当时是前委书记），坚决反对这一种作法。我认为机会主义不能当成反革命一样处理。经过讨论，决定又恢复了黄克诚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这件事，我从来未对任何同志讲过，也未对黄本人提起过。直到庐山会议时，在主席处黄说我对他有救命之恩，我才知道黄已经知道了那件事。”

时过几十年之后，黄克诚在回忆录里，也专门写了一节，是从红军时期中央苏区打“AB团”肃反扩大化讲起的。他首先痛心地追述说，开始一段，他对“AB团”的存在及其危害性，对“阶级决战”的口号和所谓“地富钻进革命阵营内部破坏革命”的事实，都深信不疑。“对上级的指示和部署，完全是自觉地遵照执行，从而铸成了遗憾终生的大错，至今回想起来，犹感沉痛不已。如果要算历史旧账，仅此一笔，（我）黄克诚项上这颗人头是不够抵偿的。由于这次错误的教训太惨痛了，使我刻骨铭心，毕生难忘。所以，以后凡是碰到肃反、整人之类的政治运动时，我就不肯盲从了。”

于是，在1931年冬第二次打“AB团”的时候，他因为反对肃反委员会的错误做法，保护革命同志，自己差一点把命葬送掉。这就是彭德怀救他那一次。

黄克诚在回忆录中接着写道：“其实，在庐山会议之前，我对肃反委员会由于彭德怀的干预而将我释放的情况根本不知道，别人没有告诉过我，彭德怀从来也没有跟我谈起过此事。直到庐山会议上批判我而扯到这件事，我才得知当初事情的原委。”

彭德怀和黄克诚是一对知心的朋友，这确实是事实，但这是同志式的，是在长期战争年代交往中结下的最深厚的革命友谊。

彭德怀生长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里，寒冬腊月还赤着脚穿草鞋去讨饭，仅仅读过两年私塾，在旧军队里干了12年，典型的行伍出身。

黄克诚幼年时代家庭也很贫寒，可是从9岁开始，却凭着东讨西借勉勉强强坚持读了十几年书，最后享受免费还读了3年中级师范。他的古文底子很好，爱好旧体诗词，历史知识丰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www.daowen.com)

从两个人的性格来看，他们除了在说话直爽、敢讲真话、坚持真理方面相近之外，在别的方面就有很多不同之处了。彭德怀性情刚烈，说话开门见山，办事雷厉风行，打仗勇猛顽强，只要是认准的事情，他就要坚决干到底。用黄克诚赞扬他的话说，他有股子“蛮”劲。黄克诚性格外柔内韧，平易近人，有长者之风，考虑问题深沉，有独到见解，往往在很多人头脑过热的时候，敢于提出相反的意见。据统计，在他参加共产党以后，曾有十次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挨了批判仍然坚持己见，实践证明他又大多数都是对的，因之越是批判，他在党内威望越高，彭德怀最喜爱的就是他这种绝不“随风倒”的品格。

不同的阅历，不同的性格，又给他们带来有益的相互补充──争论、切磋和提醒。他们的友情，更多地是从这些争论、切磋和提醒中逐步加深的。彭、黄之间相互提醒的情况很多，由于彼此相知，更多的是黄克诚提醒彭德怀。

抗战期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彭德怀气愤异常。为了以优势兵力迎击必将扩大的反共高潮，彭德怀在高平县陈村黄克诚的旅部，急电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要他乘日军扫荡的间隙，密率部队南下与刘、邓的129师会合，以便必要时迅速歼灭来犯的顽军。黄克诚看了电稿严肃地提醒彭德怀说：“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事先不请示中央怎么能行？！”彭德怀胸有成竹地答道：“如此紧急的情况，中央在后方是很难体会到的，即使请示，他们也不会不下决心。先这样干了再说。”

黄克诚的这种提醒当然是很必要的，可是彭德怀也并没有疏忽大意，因为他对中央和毛泽东策略思想的领会是相当准确的。在事后的几十年里，甚至在庐山会议上批判他的过程中，毛泽东对这次先斩后奏的事从来不予追究，就是有力的证明。

在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时期，黄克诚对他还有一次重要的提醒。那是在1958年冬，彭德怀应遵义政府部门之邀，为在遵义牺牲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题写了墓碑。写完碑文，彭德怀情不自禁，出于对革命挚友的怀念，又写了一篇长诗，详细回忆了平江起义及其以后直至第二次攻占遵义的战斗历程，追述了红五军和红三军团的辉煌战绩。

这篇长诗，四言一句，共约二三百字，毛笔行草，字大如拳，体势奔放，章法飘洒。在彭总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它拿到办公室里，铺在地上观赏。恰好黄克诚也走了进来，他粗看一遍，回过头来即对工作人员说：“告诉彭老总，以后不要乱写，弄不好是要犯错误的。”大概是怕工作人员还没有充分领会他的意思，于是又加上两句：“言多必失，言多必失！”回想起来，黄克诚的提醒，用意是极其深远的。因为到1958年那时候，彭德怀在军内，甚至也可以说是在党内的威望达到了高峰，在众元帅之中更加冒尖。就在那一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面对着四十多位高级将领（包括各位元帅在内）发出惊人的呼吁说：“我们要团结在彭老总的周围……”且不论林彪讲这个话的真正用心何在，但是用以说明彭德怀当时在军内无人可比的突出地位，是不会有问题的。

“功高震主”，“枪打出头鸟”。黄克诚没有忘记这些格言。就连这次彭德怀去参加庐山会议，也是黄克诚出于这种担心，提醒彭德怀的。当时彭接到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的通知，自己不想去参加，想要黄去参加，黄当即向彭提出：“这次会议是毛主席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你是政治局委员，你怎么能不去呢！”可惜的是，彭德怀没有意识到这些格言的现实意义，更没有想到自己的功劳对别人已经构成了威胁。黄克诚一直为他担心、一再向他提醒的问题，终于，在庐山会议期间还是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