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你不识抬举，处处跟我作对，那就别怪我不仁义。”这似乎像是黑道上的做人的逻辑，但林彪却拿来为其所用了。1965年秋冬之际开始行动了。他叫秘书打电话授意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写一个关于近年来海军两种思想斗争的情况，重点是罗瑞卿的表现。林彪的老婆叶群则亲自打电话给李作鹏，说罗瑞卿“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正在组织新班子”，要李作鹏“从海军的角度”写材料。接着又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打电话：“你要彻底揭发罗瑞卿在空军的活动。你听到刘亚楼（前空军司令员）生前对罗瑞卿有什么意见要讲。”这是明显的示意、出题目。接着叶群又说，“林总讲，你是跟罗长子还是跟林总？”

听到这里，吴法宪完全明白叶群的示意。他马上表忠心：“我当然跟林总，跟罗瑞卿不是往邪路上走吗？请你告诉林总，我一定跟他，你们可以看我今后的行动。”

叶群很高兴，就说：“林总已经把你的级由六级调升至五级。”就这样，吴法宪心甘情愿地上了贼船，不惜踩着罗瑞卿的身体往上爬。叶群和吴法宪捏造了所谓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叶群的“四条意见”：一、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二、林彪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不出也要出，现在不出，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三、今后林彪不要再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四、一切由罗去管，要放手叫他去管。明眼人一看便知，如果罗瑞卿真的讲了这四条，那就确有伸手要军权的嫌疑。吴法宪按叶群授意，从1965年底到1966年3月，发了两次言，写了一封信，一口咬住罗瑞卿讲了这“四条”，因此，“充分证明罗瑞卿确实有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这是死无对证的指控，因为刘亚楼已于1965年5月去世。叶群为了加强“罪证”的分量，她又叫吴法宪逼刘亚楼的遗孀翟云英作证。处于失去丈夫恍惚之中的翟云英表示没有听说所谓“四条”，只承认她看见刘亚楼临死前伸出四个指头。吴法宪他们抓住这一根稻草，叫秘书代翟云英写了证明。

对于叶群凭空捏造出来的证据，刘少奇、邓小平、朱德等人惊诧不已。其实，稍稍动一点脑筋便会想到，既然罗瑞卿有如此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叶群不在刘亚楼生前让刘写个材料？如果刘因病重，不能亲手写，也可以请人代笔，写好材料请刘签个名嘛！与会人员大都表示怀疑。刘少奇会前听了叶群的汇报，随后说了一句：“难以置信。”邓小平感到叶群讲的最要害的问题是所谓刘亚楼的四条，而刘亚楼已死，是“死无对证”。对林彪向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表示不满意。朱德在会上实事求是地表示同意罗瑞卿反对“顶峰”的提法。他也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会发展，不能讲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会后，朱德心情十分沉重。康克清回忆道：

1966年1月下旬春节期间，朱老总参加上海会议后辗转到杭州。见面后，我发现他常常独自一人叹气，我关心地问：“你有什么不好过？”“没有什么。”他说得有气无力。

“不会没有什么吧！”

几十年的相处，我对他已十分了解，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使他不舒心的事，经我再三询问，他也不说。后来他烦了，喊了一声：

“不要问了！”

过了一会儿，老总的秘书悄悄对我说，这次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说罗有篡军反党的野心，撤了他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公安部长等职务。以后我问老总是否为上海会议事心情不畅，他叹了一口气说：

“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瑞卿的那些事全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泽东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

他在屋里低头沉思，来回踱步。过了一会儿又说：“为什么要撤？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这样可靠的人都撤，打击面宽了，真假失去了标准，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

从上海会议回到北京，罗瑞卿的处境更加险恶，等待他的是数不清的批斗会。此前，罗瑞卿尽管感到委屈、冤枉，但是他所得到的信息是间接传达给他的，问题提得虽然很严重，可氛围还是冷静的。在上海会议之后，有不少高级干部同罗瑞卿个别谈话，大家还是同志式的。一到批斗会场上，气氛全然变了。与会者数月不见都成为路人乃至仇人。他们中可能有些人是因为不明真相，对林彪、叶群的诽谤信以为真；极少数人则想通过批斗罗瑞卿以表示对林彪的紧跟，捞取一些好处；多数人则是迫于形势，不得不表示同罗瑞卿划清界限，他们即使对罗同情，也只能保持沉默。总之，不管各人情况和想法如何不同，从表面现象看，大家都程度不同地同罗瑞卿撕破了脸皮，划清了界限。罗瑞卿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实在忍受不了，头脑快要爆炸似的，比受什么罪都苦呵！所有到会的人，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句话，都是以十分敌对的眼光望着我，太难受了！”

折磨罗瑞卿的不仅是与会者对他的敌视的态度，更厉害的是一篇一篇犹如刺他的心一样的发言。什么“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农奴主”、“定时炸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应声虫”、“地富反坏右的代理人”，如此等等大得可怕令人毛骨悚然的帽子一顶顶往罗瑞卿头上扣……它对罗瑞卿的灵魂的折磨所造成的痛苦有时更甚于皮肉受苦。一个人肉体受蹂躏，尚可用其精神力量来支持其人格；但若精神被摧残，却足可以使其痛不欲生。

3月的北京，经常刮大风，一刮起来，风沙漫天，天昏地暗，从外面往室内看，连日光灯的灯光都变蓝了。

3月18日，虽然没有刮风，但天是阴沉沉的。上午刚吃完早饭，会议打电话通知罗瑞卿说：今天会不开了。难道会有什么转机？罗瑞卿苦笑着摇摇头。战时，打完一仗就要进行休整。休整完了，还要再打仗。会议停开，无非是一种休整。下一次开会还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羞辱会降临他的身上。(www.daowen.com)

4个月来，罗瑞卿的脊背上已经承受了太大压力了，随时都可能倒下，他尽力支撑着。此时，种种屈辱、冤枉统统涌上心头，他有口难辩，感到已陷入无可名状的痛苦深渊，他突然想到了死。想求得永久的解脱。

对于这一天，罗瑞卿的女儿是这样回忆的：

1966年3月18日，对我和所有的家人来说永远是鲜血淋漓、残酷恐怖的一天。那一天，不知底细的我们一早都去学校了，家里只有父亲和母亲。吃过早饭，突然有人打电话来通知父亲，会不开了。（自3月4日起，中央召开会议，父亲被说成是反党反毛主席，完全成了敌人。）对于这个蛮不讲理，仅仅旨在折磨人的会，父亲怕开，可又更怕不开。因为开会是大家批他一个人，不开会就更糟，因那意味着会议的主持者们又在研究下一步的计划，意味着对父亲的诬蔑又要升级。

父亲自戮的决心绝不是早已下定，而只是在这一时刻突然产生的。如果说父亲一直期望着向党向毛泽东同志说明事实的真相，但是从这一刻起，从他接到再次暂时休会的通知这一刻起，他却忽然明白了，这一切是不可能的。不是因为事实真相无法替他辨清，而是因为那些关键的人物根本不愿意承认这些真相。

这真是一种悲惨的经历。虽然父亲的感情仍然眷恋着那些他信仰了一辈子的东西，但是他的理智却指着活生生的现状告诉他，那一切都破灭了。他的灵魂的支柱，他的精神的殿堂，他赖以立脚的基础突然之间都哗啦啦地坍塌下去，变成一片废墟。他奋斗了一辈子的东西忽然变得无法理解。他一生中最珍爱的一切忽然变得面目狰狞。生命就是这样在一霎间失去了意义。决心就在这一刻下定。

……

在办公室里，父亲就伏在桌子上写下了他的绝命书。

治平：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

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父亲写好这个字条，就把它放在抽屉里。他踏着经常那样的步子来到隔壁的房间。他推开门，看到母亲仍然拿着那本小说。此时父亲该是有许多的话要对母亲说吧，但是他却只说了一句：“你在这里好好看书吧。”

可怜的，毫不知情的母亲甚至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也没想到多看他一眼。

那一天天气很不好。当父亲推开那扇小窗的时候，我猜，他看到的一定是一片灰色的天空。

听到有人喊，母亲才知道大事不好。当她跑到楼下院子里的时候，救护车已经开进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