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让林彪对罗瑞卿这么嫉恨，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说来话长，其实简单。在“文革”期间，林彪、江青一伙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拼命地网罗党羽，培植自己的亲信爪牙，而对反对他们的人，则设法迫害，不惜置于死地，为其夺权扫除障碍。为了抓住军权，林彪在军队中采用拉拢引诱和威胁相结合的手段，培植他的代理人。当时林彪一再警告罗瑞卿：“我们要加强通气。”“最近你跟我的通气不够！”天真幼稚的罗瑞卿没有理解“通气”含义，其实林彪是在拉拢、威胁他，让他踏上自己的贼船。但罗瑞卿那刚正不阿、光明磊落的性格又决定他必定与林彪无缘。

罗瑞卿和林彪相识已经很久了，那还是1929年红4军第二次入闽的时候。到1930年2月，林任红4军军长，罗瑞卿任4军2纵队主任、政委，便在林领导下工作。到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罗瑞卿任一军团保卫局长，同林更是朝夕相处，不离左右。长征后期，罗瑞卿一度调到陕甘支队2纵队，后又任一方面军保卫局长。与林分手不到一年，1936年6月，红军大学成立，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二人一面工作，一面在红大一科学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林彪到前方。1938年3月，林彪被阎锡山部队误伤回延安养病，罗瑞卿特地请这位仍然挂着名的校长回校作了三次讲话。随后林彪到苏联休养，罗瑞卿带抗大赴太行。1943年又都回到延安参加七大，仍然时相过从，两人性格一热一冷，但相处得还算融洽。在一起时，往往是罗瑞卿说得多，想啥说啥，声音洪亮，滔滔不绝；而沉默寡言的林彪只是默默地听着，有时也插几句话，有时又显得有点阴阳怪气。

建国以后，虽然罗瑞卿已离开军队，但作为老战友，他同林彪仍时有往来。林彪出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罗瑞卿出任总参谋长和军委秘书长后，林彪便成为他的顶头上司。罗瑞卿对林彪是十分尊重的，虽然他知道跟林彪共事是不容易的。

1959年林彪出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他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开始了在党内的造神运动。他上台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毛主席就是现在的马克思、现在的列宁。”“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综合了前人的成果，加上了新的内容。要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我们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他又提出了“三八作风”，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这二者都是毛泽东对抗大的题词，林彪的创造只是“三八作风”这个提法。尽管“作风”这个名词并不能把政治方向、战略战术都概括进去，但因为三句话八个字都是毛主席的话，谁要反对“三八作风”这个提法，就可以给他扣上“反毛主席”的帽子。但是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却提出了商榷性的看法，说“三八作风”易与三八妇女节混淆。结果，他在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被加上“政治工作方向偏”的罪名，降为总政副主任。会后，在总政内部又制造了一个所谓“谭政反党宗派集团”，打击了谭政等人。

1960年，林彪抛出“顶峰论”和“最高最活”等极左口号，罗瑞卿当即针锋相对地指出：“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吗？把革命导师的理论说成‘顶峰’，这本身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最高最活’，难道还有次高次活？毛主席知道了也不会同意。”

1961年，林彪又提出“背警句”、“立竿见影”等口号时，罗瑞卿明确表示自己同意罗荣桓元帅的观点，尖锐地指出，死背硬记，从书本中找现成答案，搞“立竿见影”，而不去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这种学习方法违背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作风。在战略方针上，林彪主张消极防御，说，“不要看地形，看地图就行了”。而罗瑞卿反驳说：“地图要看，地形也要看，打仗不熟悉地形是不行的。”为此，罗瑞卿还作了大量的实地勘察工作。当林彪喊出“革命化”、“骡马化”的愚昧口号时，罗瑞卿说：“我军要拥有现代化一切最新技术设备。”并为发展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针对林彪空喊政治，在军队搞“文”不搞“武”时，罗瑞卿强调：搞好军事训练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现在要靠训练来准备打仗。

1965年秋天，林彪在决心整掉罗瑞卿之后，曾对人说：“1960年，罗瑞卿和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1961年起，便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便正式反对我了。”

应当说，林彪所说的第一句是真话。作为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主持起草这一决议，是同林彪合作得很好的。1961年后，罗瑞卿仍然对林彪非常尊重，仍然是合作的。但两人之间的裂痕也开始产生，不过原因并非如林彪所说是因为罗瑞卿疏远和封锁林彪，而是由于林彪的猜疑心，也由于林彪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由合作逐渐地分道扬镳。

林彪在下决心要整倒罗瑞卿时，曾在当做备忘录的纸条上写道：“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来见面……让他做绝。”“当做又一彭黄也……”

林彪为了夺取更大更多的权力，需要搞一个山头，而在这个山头内的人际关系就是“捧”和“跟”。不是“捧”人、“跟”人，就是被人“捧”、被人“跟”。换句话说，就是把上下级的同志关系改变为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

林彪所说的“捧”和“跟”，“捧”字上不得桌面，林彪在公开场合并未正面使用这个词，而“跟”在日后却大行其道，不仅要“跟”，而且要“紧跟”。对此，毛泽东在发现林彪的问题后曾给予“跟人不跟党”的批评。

林彪在“高举”毛泽东的大旗的同时，要求他的部属大捧、大跟他本人。他对毛泽东的捧和跟可以口是心非，但他却要求他的部属对他绝对效忠，死心塌地地捧他、跟他而不能捧别人、跟别人。到1961年，林彪即发现罗瑞卿并不符合这一条件，于是便同罗产生了裂痕。

1961年底，罗瑞卿围绕着“捧”的问题同叶群发生了一次正面冲突。当时，中共中央已决定在翌年1月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林彪要在这个会上发言。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便奉命组织一个班子为他起草发言稿。一天，在三座门讨论这个发言稿的第四稿时，叶群提出，在发言稿中，“毛泽东思想是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形成的”这句话意思不完备，应该加上“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天才”这几个字。

罗瑞卿不同意。他用商量的口吻说：“现在已经不再提个人天才了呀！”

叶群颇为理直气壮地说：“个人天才，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才不提了，斯大林时代还是提的，现在对毛主席，在中国和在全世界，都可以这样提。”

罗瑞卿站起来很严肃地对叶群说：“‘毛泽东思想是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形成的’这句话不是我写的，这几个字从中南海出来的，是田家英提的。”

叶群立即针锋相对地说：“田家英提的不等于是毛主席提的。即使退一万步说，是毛主席叫田家英提的，那也是毛主席自谦的意思。我们现在用这个话在客观上贬低了毛泽东思想。”

双方争持不下，到第五稿时，罗瑞卿仍然坚持不加“个人天才”的字样。发言稿送到林彪那里，林彪十分不悦，决定撇开这个稿子，另起炉灶。

罗瑞卿是非常注意维护林彪的威信的。林彪有些指示不尽妥当，罗瑞卿一面执行，一面通过做一些补充，以尽量减少其片面性。

1961年4月，林彪视察北京军区部队，指示：“《解放军报》应经常选登毛主席有关语录。”从5月1日起，《解放军报》开始在报眼选登配合当日宣传中心的毛主席语录，但在登了一段时间后，有时很难找到合适的语录。《解放军报》总编辑李逸民感到这是林副主席交代的任务，不选不行，选又选不出，十分为难。李便去请示罗荣桓。罗荣桓明确答复：“毛主席语录，找到就登，找不到合适的也可以不登。毛主席著作不可能对现在的什么事情都谈到。对毛主席著作，要学习精神实质，不能像和尚念经一样，敲破了木鱼，还不知道西天佛祖在哪里呢。”

对林彪、罗荣桓关于刊登毛主席语录的并不一致的指示，罗瑞卿都知道。他同意罗荣桓的意见。1962年2月3日，罗瑞卿在对《解放军报》党委一份报告的指示中说：“以后宣传主席语录，还是要着重精、恰（即同当天报纸的中心有紧密联系），来提高语录对照思想、对照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因此，每周登二三次特别精辟的语录即可。特别情况可多登一、二次。三四版不是很必要不要登。大型辑录的形式好，以后还可用，但也不要多。”(www.daowen.com)

1962年秋，叶群向中央反映，林彪指挥部队入闽，累病了，需要休息。毛泽东决定，在林彪养病期间，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还多次向罗瑞卿提出，要罗多向贺请示工作。

对于毛泽东的嘱咐，罗瑞卿照办了，从那时起，直到1964年，在报纸上经常见到贺龙和罗瑞卿一道参加外事活动和各种会议、接见五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报道。

1963年5月，林彪称病已近一年。5月7日，林彪通过秘书打电话给罗瑞卿说：“现在身体不好，比较困难考虑军队问题，养好身体再说。让第一线的人放手工作，不要过多考虑我的意见。一般的问题由办公会议决定，较重要的问题由军委常委讨论，更重要的事请示中央、主席。”

6月上旬，林彪到达济南，又让叶群打来电话说：“林总到了济南，身体还是不好，不能见人，一见人就出汗，一出汗就站不起来。短期不能恢复，（身体）内部没有问题，北京天气好了回北京。军队的工作没有精力去考虑，日常工作要各总部挡，第一线的人都负责。较大的事办公会议讨论，再大的事军委常委讨论，更大的事直接报告主席、中央。”

对于林彪这两条指示，罗瑞卿都按他的嘱咐向各位元帅报告并在军委办公会议上作传达。

然而，林彪这些话是当不得真的。他口口声声养病，“军队的工作没有精力去考虑”，但又密切注视着军队的动态，注视着罗瑞卿的言行。尽管罗瑞卿对林彪十分尊重，但林彪对罗瑞卿却越来越不满意了。于是他开始对罗瑞卿旁敲侧击。一天，他在同罗瑞卿谈话时，突然问罗瑞卿：“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的领导人。”

罗瑞卿不太明白林彪说这话的意思，当时没有回答。后来还是萧华给他解开了这个谜。他对罗瑞卿说：“林总是不是觉得你和贺老总接触太多，同旁的元帅接近得太少啊？”

萧华的猜测是有道理的。因为叶群也几次打电话给罗瑞卿说：“总长啊，我们这里是个病人，又不会陪你钓鱼、打麻将，你还是多来一些吧！”她这里所说“钓鱼”云云，就是影射的贺龙。

贺龙，又是一位元帅。林彪对罗瑞卿接近别的元帅已十分不满。他把这种接近说成为“大捧别人”、“大跟别人”。

特别令林彪光火的是罗瑞卿和贺龙一起倡导了1964年的全军群众性练兵运动。

1964年1月，叶剑英在南京军区视察时，发现郭兴福的军事教学法很有特点。他提出要带着阶级仇恨练兵，把阶级仇恨集中在刺刀尖上，要练得思想红、作风硬，并且实行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官兵互教，谁的意见正确服从谁等等。叶剑英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大加赞赏。

罗瑞卿请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郭兴福教学法的影片拿来看了，也觉得不错，在向林彪汇报后，于1月下旬到南京军区召开了现场会。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都派人参加。由于这种教学方法生动活泼，很容易为广大指战员接受，因而收效显著，群众性练兵活动很快就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罗瑞卿不满意林彪空喊政治，只搞文不搞武的做法。他认为，搞好军事训练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件大事。过去主要靠打仗训练军队，现在要靠训练来准备打仗。为此，罗瑞卿以他特有的热情和敏锐，成功地组织实施了全军大比武。

大比武给部队带来了新气象，各地、各部队涌现出了许多技术能手、技术尖子。一时间，刻苦钻研业务技术，以成为本行技术尖子为荣的风气空前浓厚。

大比武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密切关注。贺龙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汇报了部队训练出现的新面貌，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样好的事，你为什么不邀请我去看看呢？于是，在1964年6月15、16日，根据贺龙的指示，罗瑞卿组织了北京、济南等部队的军事表演，邀请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

6月15、16日，天气好极了。表演项目上下午都安排得满满的，可毛泽东毫无倦意。大家的兴致都非常高，表演项目的成绩又非常好，掌声一阵又一阵，笑声也是一阵接一阵。

罗瑞卿和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可以说是场上最活跃的3个人。罗瑞卿的情绪非常高，他回答着领导们的提问，如数家珍地向他们介绍着那些特别优秀的选手。当一位神枪手射击完毕，他还把那支步枪拿来给毛泽东看。一位摄影师摄下了这一珍贵的镜头，上面有四个人：毛泽东、罗瑞卿和两位杨司令。

毛泽东对每项精彩的表演都鼓了掌。在看完擒拿格斗表演后，毛泽东对画有蒋介石头像的沙袋比划着说：“老朋友，久违了，我也打你几拳。”

他还在观看表演的时候说：“北京、济南部队的表演很好，要在全军普及。”“部队要练夜战、近战。”“夜老虎连要普及，现在可以一个营先搞一个连，将来要使全军都成为夜老虎。”

面对这崇高的赞誉，罗瑞卿陶醉了。然而，他却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在这个被称为“我军的盛举，我军发展史上光辉篇章”的活动中，林彪一直没有露面！正是这一忽略，使罗瑞卿后来吃尽了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