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1月30日，杭州汪庄别墅。这里环境清幽，山清水秀，是毛泽东主席冬季常来的地方。

就在这一天，叶群携带了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和11份材料乘飞机秘密赶到杭州。

毛泽东的警卫负责人张耀祠站在大门口等她。叶群来了，进了头道门，张耀祠嘱咐叶群说：“谈话不要超过两小时，主席还没有睡觉。”

谈话进行到两小时，不见叶群出来。张耀祠进去催了第一次：“已谈了两小时了。”

到了三个小时，张耀祠进去催了第二次：“已经三个小时了。”

时间已过四小时二十分钟了，张耀祠实在耐不住了，又进去催了第三次：“已经谈了四小时二十分钟了，主席该休息了。”

他们谈到差五分钟五个小时，叶群才得意洋洋地走出来，眼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一九六三年冬季，陈毅和罗瑞卿应邀访问肯尼亚

没有想到，就是叶群与毛泽东的这次长谈决定了总参谋长罗瑞卿的10年悲惨命运。

1965年12月初，毛泽东离开杭州来到上海，12月8日至15日，中央召开紧急会议。

可以说这是一次特殊会议，特殊就特殊在这次会议是应林彪的要求召开的，这次大会的内容连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一大批党政干部都不知道。就连谢富治也不知道。会前他东张张，西望望，发现就剩下一个罗瑞卿总长没有来。于是就问：“罗总长怎么没有来？”其他一些同志都站在一旁闲聊，没有谁去答理他。谢富治这边转转，那边看看，还是没有看见罗瑞卿，便又一次问：“罗总长没有来，是不是忘了通知他？”另外，参加会议的人员范围很特殊，既不像政治局的会，也不像书记处的会，更不像军委的会。

第一次会议，是不可能让罗瑞卿参加的。会上，主要是林彪、吴法宪等人揭发罗瑞卿反对林彪的问题，给他罗列了许多罪名。当会议的主题一亮相，会上所有不知情的人大吃一惊——对一个党的高级干部这样搞突然袭击，在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此刻，罗瑞卿正在昆明，他还不知道一个黑暗、血腥的冤狱正在等着他。

事后，罗瑞卿的妻子郝治平回忆道：

1965年12月9日，我和瑞卿一起到了昆明。瑞卿作为全军的总参谋长，每年都有巡视部队的计划。此行是计划的一部分。10日，他和昆明军区的领导干部见了面。谈话的时候，阎红彦、周兴都在场。大家请瑞卿同军区的一般干部见个面，作个报告。瑞卿说没什么报告好作，不过见个面和大家谈一谈，我是很愿意的。就去同大家见了面。回到住所，秘书就来说中央来了电话通知瑞卿去上海开会。开什么会，没有讲。

我们觉得有点突然，开会的事情怎么事前一点都不知道呢？原来中央开会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时书记处的几个人，小平同志、李井泉本来都是在昆明的。他们想去看看三线的建设情况。知道瑞卿也来昆明，电话联系好了在昆明碰个头，然后一起去看工厂。可是瑞卿还没有到，邓李二人就被叫到上海开会去了。可见，开会，开什么会，他们事先也不知道的。我们问阎红彦关于会议的情况，阎也说不清楚啊。为了给会议做些准备，瑞卿只好打电话回北京。北京只有彭真同志在家。彭真同志说：“只知道开会，不知道开什么会。”后来，彭真同志打电话问总理。

总理大概是知道会议内容的，而且可能向彭真同志吹了一点风。彭真同志又打电话给瑞卿说，你去吧，去了就会知道了。我们就猜，也许是军事上的事？因为这样子保密和紧急。

贺老总当时也在北京。接到开会的通知，贺总问：开什么会？回答也是：到上海就知道了，飞机已经安排了。秘书问贺总会议上要带点什么文件？贺总说：带上地图去。可见，贺总也是猜想开会是为了军事上的事情。到了上海，下午，刘少奇同志就跑来找贺总问开什么会。贺老总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www.daowen.com)

我和瑞卿是12月11日去上海的。平时外出，飞机起飞时间都是由瑞卿定。这次空军却打电话来通知飞机定在10点钟起飞。我们问为什么定在10点呀？空军说上海虹桥机场上有英国人的飞机要降落，碰上了不好办。瑞卿也觉得没什么关系，10点钟飞就10点钟飞吧。

在飞机上，瑞卿还是像平常一样看文件，一刻也没有停。飞机开始盘旋下降，上海市已经在脚下了，我说“不要看了吧，就要到了”。这才让秘书把文件收起来。到上海的时间是11日下午两点多。

机场上，陈丕显同志和吴法宪在等候我们。这使我们又感觉到奇怪起来。因为中央规定开会是不准迎送的。平时到上海，也只有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迎候。

和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位领导同志的爱人，在我安排她坐车子进城的时候，吴法宪在旁边连声地说：“不要你管，不要你管，有人来接她的。”

吴法宪这个人有个特点，他平日里见了总长总是殷勤得过分。开关汽车门和脱大衣、穿大衣这样警卫员分内的小事，他都是亲自去做，而且次次如此，年年如此。这次一反常态，直挺挺地站着，一个劲儿地催我们上车，态度生硬得很。我心里想，这个人怎么了，一下又成了这个样子。但是我仍然没有多去想他。

我们和陈丕显同志同车进城。瑞卿总想知道开会的情况。可陈丕显同志显得很不自然，就是不谈开会，老和瑞卿东拉西扯地谈些庄稼啦，雨水啦，工业生产情况啦等等。

瑞卿这个人平素喜欢和大家在一起。以前到上海开会，我们都住在锦江饭店，那里人多热闹，快进城的时候，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这次不住锦江了，锦江饭店人都住满了，住不下。另外找了一个单独的地方让我们去住。我心里疑惑起来，这才觉得有点不对劲了。但我仍然没有多说什么，看瑞卿，他也沉默。汽车很快就到了一个小院子（后来知道是建国西路618号。现在是波兰领事馆），这时，陈丕显才告诉瑞卿说总理和小平同志都在房子里等他。一听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在等，瑞卿就有些吃惊，我也很紧张。但这时已经不容我们再考虑了。陈丕显同志的话音未落，车子已经停在一座两层的楼房前。瑞卿下了车，就直接急步走进了楼下的会客室。

我没有看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就被人叫到楼上去了。这时候，空气显得十分紧张。会客室、楼梯上都站了一些公安人员。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王鉴也在场，看样子我们已经被看管起来了。

我在楼上心里万分焦急，百思不得其解，这是出了什么事情。我想到楼下看看。不准。我只好又回到楼上。过了一会儿，秘书找我说不让安电话（当时因为工作关系，瑞卿走到哪里都要先安电话的）。我说，不让安就别安吧。我心乱如麻，那些秘书更感到糊涂。

我在楼上等啊、等啊。天黑了，我也没有心思去看表。大约是七点钟的样子，听到院子里汽车发动的声音，我知道，这是总理和小平同志走了。我就往楼下跑。

正好瑞卿从会客室里出来要上楼。王鉴同志走上来要扶他，瑞卿推开他，可是自己怎样也没有力气上楼了。我搀着他走上了二楼的房间。我们两人面对面地坐着，一句话也没有。看着瑞卿的神态，我已经猜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只觉得像当头被人打了一闷棍。好一会儿，我问瑞卿：“这是怎么了，到底什么事呀？”

瑞卿说：“开会了，说我反对林彪，封锁他，对他搞突然袭击，反对突出政治。说我伸手。我没有！我没有伸手。我的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我没有封锁他。我该和他讲的都和他讲了。就是有些问题我向总理、主席直接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而且林彪知道、谁都知道的……”

我看见，瑞卿流泪了。我心里难过极了。看着瑞卿痛苦的样子，又加上这几天碰上的一连串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也不禁痛哭了一场。但是，这不能使我稍轻松一些，面对着这个我无法理解的突然的变化，我想我们大概遇上了一生中最严重的事情。

……

16号，总理和小平同志又来了。他们告诉瑞卿，毛主席对林彪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这是一。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作者注），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还说，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罗瑞卿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他是一个光明磊落、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对于林彪强加给他的种种罪名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他百思不解。在上海会议期间，曾有一位原很相熟的同志去住地和罗瑞卿“谈”。罗瑞卿非常急切地询问他：“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办法？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那位同志也是情急之下冲口而出：“太突出，你太突出了呀！”如果罗瑞卿那时能够联想起“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的古谚，他的痛苦也许会平缓一些。后来他又打电话给周总理要求去见毛主席，去见林彪，他相信自己能把一切解释清楚，当他表示不能见面他就马上给林彪打电话的时候，周总理也曾很激动地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是啊，他太单纯了，太幼稚了。在他的身后一场暴风急雨即将到来！在他被打入冤狱几个月后，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和北京市委倒台了，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