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毛泽东和高参们:一个关键时刻的伟大救世主

毛泽东和高参们:一个关键时刻的伟大救世主

时间:2023-12-0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震惊中外的南方第一大城市的广州起义宣告开始了。到12日晚,总指挥被迫下达了撤出广州的紧急命令。被誉为“广州巴黎公社”的这次英勇起义,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了。5月,叶剑英兼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毛泽东多次夸奖叶剑英是能上能下、任劳任怨的好干部。叶剑英衷心拥护会议的决定,拥护毛泽东的领导,积极宣传贯彻会议精神。

毛泽东和高参们:一个关键时刻的伟大救世主

南昌起义后,叶剑英带领第二方面军第4军军官教导团马不停蹄地又来到了广州。准备参加在这里举行的广州起义。这个教导团的前身,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内有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在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后,唐生智密令其嫡系军长何键、李品仙、刘兴军率队,乘军校师生演习之机将其包围在武汉洪山之上,企图一举全歼之。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叶剑英伸出了救援之手。他找张发奎趁机解围,把军校收编过来以壮大第二方面军的力量。

唐生智、何键慑于张发奎的压力,不得不收回魔爪。这支革命力量不久被张发奎宣布解散而改编为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有近3 000人,其中有100多名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

南昌起义后教导团从武汉到达九江时,张发奎突然宣布“清党”,要全团缴械。叶剑英心里很着急。为了保护这个革命武装,他借机向张发奎“毛遂自荐”,兼任了教导团团长。

8月中旬,叶剑英率领教导团沿赣江南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在这个团既当领导人,又当保护人;既管思想,又管操练,呕心沥血,言传身教,悉心为党培养革命武装。

叶剑英后来回忆说:“教导团是很好的队伍,一个兵可以当个连长。我到江西时,毛泽东同志知道教导团的情况后也说,哎呀,太可惜了,当时我们正缺少基层干部,写信向中央要,也派不出人来。如果这支一千多人的队伍能到井冈山来,那可解决大问题了。”

除了教导团以外,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又准备一个警卫团,并且他与其他国民党军中倾向革命的老熟人保持联系,以备策应起义之用。他的机智果敢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使敌人无法预料。

1927年12月上旬,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紧张的倒计时。

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教导团打响了第一枪,在敌人心脏里的暴动终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南方第一大城市的广州起义宣告开始了。英勇的教导团全体革命官兵、警卫团和3 000多人的工人赤卫队投入了市内的战斗,王侃予等率领的黄埔军校特务营和其他参加起义的国民党队伍,也反戈一击,加入了革命的队伍。

在总指挥部里,担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的叶剑英同总指挥叶挺等共同指挥战斗。

起义部队经过勇猛的战斗,控制了广州市的大部分地区,并设立了广州工农民主政府(苏维埃政府)。

但由于兵力不济,战斗越来越困难。到12日晚,总指挥被迫下达了撤出广州的紧急命令。被誉为“广州巴黎公社”的这次英勇起义,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了。

广州起义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联系在一起,成为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它是中国工农兵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尝试,在我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叶剑英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极其危险与艰难的境况下为起义准备了武装力量,巧妙地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捕捉战机,为广州起义的成功举行立下了不朽功绩。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剑英经党组织安排,于1928年底赴苏联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1931年初进入中央苏区,第一次见到了心仰已久的毛泽东。

当时,蒋介石正调集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第三次“围剿”。叶剑英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的负责人,积极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作战,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叶剑英亲身经历这两次反“围剿”作战,深深感到毛泽东对敌情、我情、地形了如指掌,判断准确,战略决心既坚定又稳妥,作风既民主又实在,在党内军内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是中国革命的一位好领导人,从心里敬佩之至。

1931年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朱德任军委主席,叶剑英任总参谋部长。叶剑英在加强统帅机关建设的同时,积极协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组织指挥赣州、漳州、水口、宜黄、乐安等战役。1932年秋,宁都会议后,叶剑英接替刘伯承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在博古的支持下,李德实际掌握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权。5月,叶剑英兼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12月任建宁警备区司令员。以后又相继任闽赣军区、福建军区司令员,军委四局局长。毛泽东多次夸奖叶剑英是能上能下、任劳任怨的好干部。

1934年长征开始,军委和中央机关编为两个纵队,叶剑英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1934年12月,部队进行整编,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中央纵队,由总参谋长刘伯承兼司令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www.daowen.com)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叶剑英衷心拥护会议的决定,拥护毛泽东的领导,积极宣传贯彻会议精神。他常说,遵义会议不仅在当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于后来粉碎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全中国,也有其深远的影响。

1935年6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四川省懋功地区,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提出的战略方针是,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促进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当时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向党闹独立,提出向川康发展的意见。为了解决这个重大分歧,6月下旬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中央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7月,中央在芦花镇开会,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任命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8月,中央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右路军由党中央、毛泽东率领,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同时并进北上。

然而,这时随右路军行动的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对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犹豫不决,一切等待张国焘的电示。张国焘不仅不率左路军北上,反而致电中央,进一步提出要主力红军全部南下川康,甚至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

那天,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在作报告。叶剑英看到电令后,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感到事关重大,借故离开会场,带着电令跑向党中央驻地,把它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感到情况紧急,立即用铅笔把它抄下来,并告诉叶剑英处境危险,要赶快回去,务必提高警惕,以防意外。叶剑英迅速跑回原地,若无其事地走进会场。

毛泽东立即与张闻天、博古等紧急磋商,大家一致认为,张国焘既然已经背着中央下达那个命令,要右路军南下,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领部队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在这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与党和红军命运的严峻时刻,为了执行党的北上抗日的决议,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中央决定率一、三军团迅速离开右路军驻地巴西。

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很快到三军团驻地,与在那里的周恩来、王稼祥召开紧急会议,一致确定了党中央和一、三军团立即北上的方针。

与此同时,叶剑英到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找到了当时唯一的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省地图,以备党中央和一、三军团北上时急用。

党中央、毛泽东在离开巴西之前,考虑到叶剑英的安全,曾经通知他以到三军团参加直属队会议的名义,迅速离开前敌总指挥部。张闻天、博古临走时也对叶剑英说:“老叶,你要走,这里危险!”叶剑英说:“我现在不能走,你们先走吧!我和军委纵队一同行动。”

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走后,究竟怎样把军委纵队的同志们带走?叶剑英急中生智,决定利用张国焘要求南下的电报,建议以“打粮”准备南下为由,把大家带走。

9月10日凌晨两点,军委纵队出发“打粮”了。有人开玩笑说:“我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叶剑英听了,也风趣地说:“不!我们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

叶剑英和军委纵队从潘州赶到阿西,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说,哎呀!剑英同志,你出来了,好!好!现在情况紧急,我们不能在此停留,应立即向俄界前进,与一军团会合。

博古、彭德怀等同志在俄界见到叶剑英,高兴地说:老叶,好危险啊!你昨天走后不久,路上有4个人带着驳壳枪到处找你,说要把你打死。叶剑英紧紧握住他们的手,感激地说:“谢谢你们昨天提醒了我。”

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俄界会议之后,军委纵队和一、三军团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10月19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的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胜利结束历时一年,途经十一个省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叶剑英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及时地揭露了张国焘妄图危害党中央和分裂红军的阴谋,巧妙地率领军委纵队北上,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脱离险境,可以说他又一次立了奇功。毛泽东曾多次提到这件事。1937年3月,在延安党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长征中左路军和右路军问题时说,叶剑英同志将那个电报拿来给我看,我们便单独北上了。因为这个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为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建国以后,毛泽东仍念念不忘,多次提到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并且称赞他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有一次,毛泽东摸着自己的脑袋,对人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周恩来1972年6月在一次会议上也说到叶剑英将电报报告毛主席,因而使中央脱险,立了大功的事。他说:“这件事情,是毛主席经常讲的,在座的不少同志听到,不是主席总是拿这个古人的事(指宋太宗评吕端——作者注)来比喻吗……就是说,没有剑英同志立这个功,要不是毛主席出来制止,那个局势就很坏了……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古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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