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下午，毛泽东神采奕奕地走进了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将在这里主持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的授衔仪式。下午5时，授衔仪式隆重开始。当毛泽东走到聂荣臻的面前，亲自将元帅军衔的命令状及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授予聂荣臻的时候，聂荣臻激动万分。毛泽东微笑着向他祝贺，聂荣臻双手郑重地接过毛泽东递交给他的这些沉甸甸的荣誉，儒雅的面容竟也露出了几分微笑。这勋章和奖章是对聂荣臻在漫漫革命生涯中为党和人民立下的功勋作出的最好评价。

1956年10月，经过3年多的休息和治疗，聂荣臻的健康状况大为好转。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代表毛泽东找聂荣臻正式谈话，征询他对党内分工的意见。邓小平对聂荣臻说：“对你的工作安排，中央设想了三个方案，由你自己选择：一是中央已经决定调陈毅同志专搞外交工作，他分管的科学技术工作由你来抓；二是彭真同志因为工作太忙，中央想让他免兼北京市长，你过去搞过这个工作，仍由你来当北京市长；三是继续主管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出人意料的是聂荣臻果断地选择了前者。一个大半生戎马倥偬、驰骋疆场的元帅，放弃主管国防和部队装备这一轻车熟路式的职位不干，偏偏选择了麻烦太多、困难重重又几近于白手起家的行当来管，这其中的缘由何在呢？这个谜的谜底似乎很简单。国家和军队建立起来了，但是聂荣臻的一个夙愿未了，他要用后半生的精力来完成他出国留学前曾经深埋在心中的一个梦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热爱科学技术，希望以此来改变我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是我青年时期的夙愿。经过革命战争，人民掌握了全国政权，正是实现这种夙愿的好时机。我决心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我国的科学事业。”从1956年到1966年，这10年同聂帅几十年戎马生涯相比，时间短一些，然而这是在和平环境中打的一场不流血的战斗，其中的甘苦得失和紧张激烈，又有多少人知晓呢？

1956年，聂荣臻在党中央和邓小平的安排下，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共和国的科学技术工作。不久，聂荣臻又兼任国务院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在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的激烈竞争中，振兴中华、发展科学技术的重担沉甸甸地落到了聂荣臻元帅的身上。那几天，聂荣臻彻夜难眠。元帅想到了，中国这样一个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国家，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组织领导工作是极其复杂的。元帅也想到了，现在，革命胜利了，人民掌握了政权，正是大展宏图、实现这种夙愿的好时机。元帅还想到了，祖国的科研工作千头万绪，首先要有一个切实可行的科学研究规划。

元帅的想法与毛泽东、周恩来的想法不谋而合。周恩来知道后很高兴，拉着他的手说：“聂老总，你一直主管军工和军队装备，对我军装备的现状和需要很清楚，制定武器装备方面的规划你要多操心。”接着，周恩来两眼凝视前方，深思熟虑地说：“聂老总呀，科学研究规划的出发点，是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学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介绍到我国来，把我国科学事业方面最短缺而又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补足起来，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技术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周恩来这段话，他记得很清楚，这实际上是明确了制定科学研究规划的指导思想和依据。

这半年来，他参加了10多次讨论会，和专家们坐在一个会议室里，反复讨论了科研规划的方针和原则问题。大家对迅速壮大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在发展方针上，有人主张一切靠自己从头摸索，也有人主张先学会世界上已有的科学成就，再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继续发展。他觉得后一种主张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中国的国防科技，需要借鉴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也需要争取友好国家的帮助，这是符合多快好省的精神的。当然，中国人的事情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办，要自力更生，不能依赖哪一个“救世主”。这个观点，他从来也没有动摇过。

为了有一个切实可行的科研规划，600多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汇聚北京，整整论证了4个多月，那种气氛，真是热烈，让人难忘。

在聂荣臻领导下，经过600多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终于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简称十二年科学规划）。这个连同附件洋洋600多万字的规划，提出了57项重要的科技任务，600多个中心课题，还参照国际先进水平，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解决这些中心课题的途径和措施。

十二年规划，也是聂荣臻元帅为发展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而铺设的一块基石。它不仅勾画出了我国科技发展的宏伟蓝图，明确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还看清了国际上先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中国的“家底”，把我国要重点发展的科技项目落实到攻关课题上，凝聚了科学家的智力，也摸索到了领导科研工作的经验。

在以后的那些不寻常的日子里，聂荣臻日夜操劳、呕心沥血，制定落实科学规划，组建科研机构和科技队伍，建设实验基地和科技院校，组织协作攻关，主持研制以导弹、原子弹为主要标志的尖端武器，为我国尖端武器的发展和航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的事例和业绩不胜枚举。然而，我们要问的是：这位被誉为中国“两弹之父”的元帅，为什么偏偏对导弹、原子弹“情有独钟”，他获得“两弹之父”的美称，难道仅仅因为他主持研究有功吗？(www.daowen.com)

“居安思危，有备无患”，这是一句古训。朝鲜战争停战以后，新中国开始真正在一种和平安宁的环境中从事科学文化建设。然而聂帅心头常感不安的是，在军事技术方面，我们远远落后于当时的美国，这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和隐患。

聂帅常想，我们国家很大，经济基础薄弱，不可能靠购买武器来支撑国防。更重要的是，从科学发展的趋势来看，技术越发展，保密性也就越强，别人即使给我们一些东西，也只能是性能次先进的技术，唯一的出路只有尽可能吸取国外先进成果，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己研制的道路，即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当时，聂荣臻对一些搞国防科研的同志说：“谁也不可能把最先进的东西交给别人，这一点不但应该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而且应该成为我们制定国防科研方针、政策、任务的依据。”建国后，常规武器兵工厂初具规模，但是，聂帅认为，只有常规武器远不能保证国家安全，况且当时生产的常规武器，在性能、品种上也大大落后于技术先进的国家。

然而，“两弹”是近代各种科学技术成果高度融合的结晶，“两弹”的复杂性几乎牵涉到国民经济所有的生产部门和技术领域，必须组织全国大协作才行，其难度，在当时来说是可想而知的。在当时人力、物力、财力缺乏，尤其60年代初碰到三年自然灾害、政策上的失误与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停止一切援助所带来的巨大困难，是知难而退，还是迎刃而上？当时面对着以导弹、原子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项目是“下马”还是“上马”的问题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有些人认为困难太多、太大，国防尖端技术发展应该放慢速度，还有少数同志甚至提出停止搞尖端技术，认为用在这方面的钱太多了，会影响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他们主张只搞飞机和常规装备，不搞导弹、原子弹等尖端武器。而聂帅的坚定信念是：坚持攻关搞“两弹”，并以此带动其他现代科学技术向前发展，他还确定了“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方针，具体安排是：在科研与生产的关系方面，以科研为主；在尖端和常规的关系方面，以尖端为主。聂帅的这些想法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支持。陈毅甚至表示，脱了裤子当掉，也要把我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他还多次风趣地对聂帅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现在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

事实证明，通过攻关，各单位各部门帮助了“两弹”过关，反过来，“两弹”过关又带动了国民经济建设中大批新型原材料、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的发展，带动了许多新的生产部门和新兴学科的建立和发展。1956年10月，聂帅在国防部五院的成立大会上要求把“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研成果”作为五院的建院方针，当即受到热烈赞同。1960年1月，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聂帅在会上专门向中央汇报了中苏科技合作的情况。聂帅说，看来靠苏联援助肯定靠不住了，苏联为了保持领先地位，在尖端技术上对我们加紧限制的情况日益显著，他们想长期使我国处于仿制阶段，处于依附地位，永远落后他两三步。8月，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从中国撤走全部技术专家。这再次证明聂帅的远见卓识、料事如神。苏联此举，迫使我们抛弃依赖心理，更快地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上学会了自己走路，我国科研获得一个重大转折，苏联撤走专家不仅没有促退反而促进了中国科技的发展。为此，毛泽东曾风趣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1964年10月16日，张爱萍在现场指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聂荣臻和周恩来在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

1966年10月25日，聂荣臻到基地现场成功地主持“两弹”结合的核试验，1967年6月17日，聂荣臻成功地主持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空中爆炸试验。美、苏两国由拥有原子弹到爆炸氢弹，都用了十年工夫，而中国只用了三年，比他们缩短了整整七年。当中国人为自己拥有核武器而感到欢欣鼓舞并引以为豪之时，可曾忘记这其中凝聚着共和国的一位老帅的多少心血和汗水？

没有聂帅的殚思极虑、呕心沥血，“两弹”在60年代后期试制成功是难以想象的。“两弹”的研制成功，是聂荣臻革命生涯中又一光辉灿烂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