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林彪相比，聂荣臻襟怀坦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与人为善，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不居功，不自傲，毛泽东曾经说，荣臻同志是个“厚道人”，这一评价恰如其分。

但就是这么一个与人为善、谦虚谨慎的人，在“文革”中却遭到了江青的陷害。

在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当事人之一的江青竟不顾历史事实真相，在大会上发言说：“1948年，毛主席刚到阜平县城南庄，不几天就遭受敌机轰炸，炸死了许多人，毛主席险些遇害。事后查明，这是有人阴谋暗害毛主席，指挥敌机轰炸的特务电台就设在军区司令部，后来又把与此事有关的特务处决灭口。”江青还在会后别有用心地补发了一份登有她发言的会议简报，大造舆论。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之时，聂荣臻因为肺炎发高烧和心脏病复发，住进解放军总医院，没有参加会议。陈毅特意来告诉聂荣臻：“聂老总，我看到那个简报，毛发悚然，心都冷了，真为你捏一把冷汗哟。”聂荣臻听后，心里很气愤，但又很坦然，对陈毅说：“你放心吧！这件事毛主席最清楚。那次敌机轰炸城南庄，包括当地人民群众在内，没有伤亡一个人。”

那么，事实究竟是什么样呢？

1948年4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由晋西北来到了晋察冀。聂荣臻听说后，马上于11日傍晚亲自带人将毛泽东一行接到了阜平城南庄的居住处。为了让毛泽东能够休息好，聂荣臻将自己住的两间房子腾了出来，让毛泽东住。毛泽东同聂荣臻住在一起。两人每天都有接触，经常谈一些问题，就在这里，两位伟人就中国革命的若干问题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

那天，他们谈话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过去执行政策上的经验教训，从当年江西的苏区一直谈到晋察冀边区；从过去中央历次“左”倾错误谈到晋察冀土改中出现的问题。谈罢土改问题，已经过了午夜时分。可是，毛泽东毫无倦意，谈兴越来越浓，还要聂荣臻搞来了一点酒菜。于是，他们边饮边谈，从土改问题又谈到王明路线、党内斗争、遵义会议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最后，毛泽东对聂荣臻谈了自己对解放战争的想法。他说，抗日战争打日本，是要持久的，解放战争打蒋介石，不能拖得太久，解决得越快越好，这样对我们有利。第一步先解决东北、华北。为了引开国民党的力量，让刘邓大军出大别山，陈粟大军打过长江去。第二步，西北野战军到西北、西南去。华北除抽调部分兵力增援西北、西南外，其余部队仍留在华北地区，准备在华北搞两三个兵团。那时候，因为华北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了，敌人只固守着几个城市，部队建制用不着那么大，待解决了东北敌人之后，再解决华北剩下的城市。这就是当时毛泽东对战争进程的一些设想。

毛泽东同聂荣臻结束那次谈话的时候，已经是鸡鸣破晓了。关于陈粟大军打过长江去的问题，后来粟裕来见毛泽东，提出过长江有困难。聂荣臻听了这个意见之后，曾向毛泽东建议，陈粟大军可以先在黄河以南作战，同样可以拖开敌人的力量。毛泽东同意了这个建议。

在毛泽东和聂荣臻那次谈话之后，有一天毛泽东问聂荣臻，因为他的身体不太好，斯大林要他去苏联休养。他便征询聂荣臻的意见，自己究竟是去好，还是不去好？

聂荣臻如实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斯大林邀请你去莫斯科，这固然是一番好意，如果主席要去的话，我们可以护送到。但是，如果主席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还是不去为好。因为根据现在的情况，护送主席到东北，一般说没有问题，不过处在战争环境，难以有绝对把握。其次你现在的健康状况已经相当差，再长途跋涉，就更不利，请主席三思。”毛泽东听了聂荣臻的意见后，考虑了一下，后来便决定不去苏联了。

在城南庄的日日夜夜，尽管毛泽东身体不好，仍然日理万机，工作精神十分感人。这给聂荣臻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948年“五一”节，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通知。毛泽东指示聂荣臻用电话口述给在西柏坡的周恩来同志。以后中央将这个通知通电全国，许多爱国民主人士热烈响应，纷纷从国统区或海外来到了解放区。这对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当时的大好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与聂荣臻在城南庄的日子里，曾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险情。聂荣臻曾回忆道：

那天早晨，收听完广播，我正在吃早饭，听到有机群的轰鸣声，这时我思想上特别警惕，因为毛泽东同志住在这里，必须对他的安全绝对负责。

我急忙走到院里，敌机的隆隆声，越来越大了。

我寻着声音望去，有一架敌机已经飞来了，在城南庄上空盘旋侦察。接着，后面传来了一阵轰鸣，声音很沉重，不多时又飞来了两架敌机，这时已经看清是B-25轰炸机。于是，我快步向毛泽东同志的房间走去。(www.daowen.com)

由于毛泽东同志通宵都在工作，我走到他屋内的时候，见他身穿蓝条毛巾睡衣，正躺在床上休息。我以很轻而又急切的声音说：“主席，敌人飞机要来轰炸，请你快到防空洞去！”毛泽东同志坐起，若无其事，非常镇静，很风趣地对我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不知什么时候，参谋长赵尔陆同志也来了，他站在我的身后，我看毛泽东同志不想进防空洞，心里急了，一连声地说：“主席，敌人的飞机来了，你必须立刻离开这里，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

可是，毛泽东同志坐在床上，还是不愿意走。

我想，不能再迟延了，就当机立断，让警卫人员去取担架。取来担架以后，我向赵尔陆同志递了个眼色，便把毛泽东同志扶上了担架。我们两人抬起担架就走，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七手八脚地接过了担架，一溜小跑奔向房后的防空洞。

江青害怕，一听到飞机声，早就跑了，等我们抬着毛泽东同志走进防空洞时，她已经在防空洞里了。

我和毛泽东同志刚走进防空洞，敌人的飞机就投下了炸弹，只听轰轰几声巨响，我们驻地的小院附近，升起了一团团浓烟。

这次敌机轰炸城南庄，一共投了五枚炸弹。一枚落到驻地的东南，一枚落到房后山坡上没爆炸，一枚正落到小院里爆炸了。其余的两枚炸弹落到了离驻地较远的地方。

敌机投完炸弹，就飞走了。我出来一看，敌机投下的是杀伤弹，我们小院里别的房子完好无损。但是，毛泽东同志住的那两间房子，门窗的玻璃震碎了；房里的两个暖水瓶，被飞进去的弹片炸碎了；还有买来的一些鸡蛋，也被弹片崩了个稀烂。看到这些，我心里未免后怕起来，如果不是刚才当机立断，事情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件事情发生后，我反复地思考，毛泽东同志来到城南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虽然我们加强了保卫工作，也有可能传出了消息。但是，我们对毛泽东同志住的地方，进行了严格的控制，除经过审查的服务人员外，一般人不会知道准确位置。而从敌机轰炸的情况来看，敌人不但知道毛泽东同志来了，还知道毛泽东同志住的地方，所以，我怀疑内部有奸细。

为了保证毛泽东同志的安全，应该让他离开城南庄，到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才好。什么地方安全呢？我想起了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军区曾经住过的一个小村子花山。花山在城南庄以北不远，很隐蔽，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很适宜的。

第二天，我吃完早饭，就把这个想法报告了毛泽东同志，他表示同意。这样，毛泽东同志搬到花山去住了几天，就转到了西柏坡。

敌机轰炸城南庄这件事，保卫部门查了许久，一直没有解开这个谜，有几个被怀疑的对象，也缺乏应有的真凭实据。只好把这件事搁了下来。直到解放了大同、保定，通过查阅敌伪档案，才把这个案子搞清楚。

原来，当时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在王快镇开设了一个烟厂，这个厂的经理孟宪德，不知是在什么时候，被国民党特务收买了，暗中加入了特务组织。以后，他把军区司令部小伙房的司务长刘从文也拉了进去。这两个家伙被任命为上尉谍报员，他们除了向敌人提供情报外，在毛泽东同志来以前，孟宪德还曾经把几包毒药亲手交给了刘从文，命令他寻找适当时机，把毒药放在我和别的领导同志的饭菜里，企图毒害我们。但刘从文由于害怕被发现，没敢下手，这个阴谋没有得逞。毛泽东同志来到城南庄之后，我指派专人给毛泽东同志单独做饭，采取了比较严密的防范措施，其他人员无法接触，这就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安全。

这个案子查清楚了。敌机轰炸城南庄，是孟宪德、刘从文给敌人送的情报。经查对，犯罪证据确凿，罪犯供认不讳，由当时的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同志主持，经过正式审判，依法判处了死刑。案件报到我这里。我看一切都符合法律手续，就批准枪毙了这两个特务。

这就是敌机轰炸城南庄事件的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