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的两大主力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冲破了蒋介石的层层封锁和围剿终于在懋功会师了。两个方面军的指战员，来自山南海北，四面八方。他们虽然操着不同的乡音，但他们都是工农子弟、工农红军，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走到一起来了。战友情意，共同的理想，打破了一切界限，使他们一见如故，比亲兄弟还亲。

会师的喜讯，使徐向前心中充满着欢乐。这时，北面、东面的敌人为防堵红军，正加紧筑碉前进。红四方面军不时与敌激战。徐向前不断发出指令，要求前线部队坚守阵地，以杀敌立功的实际行动欢迎中央红军。在徐向前的组织指挥下，红四方面军各部队还把慰问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的物品，如衣服、草鞋、毯子、皮衣、毛衣、袜子、袜底、牙粉、粮食等一批批地送到了中央红军驻地。从北川、茂县、理县至懋功沿途，到处是欢迎两军会师的醒目标语，到处是络绎不绝地运送慰劳品的马队、牦牛队。两支大军的深情厚谊得到了充分体现。

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使蒋介石各个击破红军的企图化为泡影。

然而，两军会合后的团结战斗气氛，被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野心，投下了愈来愈浓重的阴影。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于两河口召开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都同意北上抗日计划。而张国焘则又提出南下川康边的计划，结果被大家否定了。

毛泽东十分珍视两军的团结，强调一、四方面军都是党领导的红军队伍，大敌当前，没有内部的团结一致，便无法战胜敌人，实现既定的战略方针，一切有损两军团结的言行都是错误的、危险的、有害的。毛泽东亲口对一、三军团的领导人说：“会师了，要讲团结，不要批评。”但是，有的教条主义者却指责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这也给了张国焘以挑唆的借口。张国焘公开对下面讲：他们是洋鬼子，剃洋头，穿西装，戴眼镜，提着菜盒子，看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不想要我们！

对于两军会合后出现的复杂局面，徐向前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对于说退出鄂豫皖、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是政治落后、土匪主义等等，当时听了是反感的。(www.daowen.com)

徐向前当时脑子里的一些问号，也正是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心目中的共同疑问。但是，作为身负重任的总指挥，徐向前不仅自己不谈论这些事，而且严格要求下属不要瞎议论，要顾大局，讲团结，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妥善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在芦花、黑水，徐向前从两个方面军团结的大局出发，主动建议调一方面军一些干部来四方面军当参谋长，调四方面军的3个建制团充实一方面军，以便两军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党中央采纳了徐向前的建议。

中共中央和军委为团结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实现北上创造川陕根据地的方针，对组织作了必要的调整。7月18日，任命中央军委主席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7月21日，决定组织前敌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

徐向前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处境艰难。他支持毛泽东的北上方针，但为了较好地开展工作又不能公开反对张国焘。徐向前的斗争策略是力劝张国焘接受北上方针，或者只管在前方打仗，尽量避免出席张国焘主持的会议。

当徐向前还在幻想能有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时，传来了中央红军单独北进的消息。徐向前回忆说：“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

可以看出由于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态度，不仅保证了毛泽东的安全，更避免了一场血战和内讧。然而，“文革”期间，林彪、江青却以此为题，对徐向前进行肆意的诬陷和迫害。毛泽东决定出面制止，在1967年7月林彪、江青迫害老帅们最起劲的时候，毛泽东为徐向前辩护：“徐老总过去的事情不能再搞了，那是过去的事，那是张国焘的事情。听说，在草地上徐帅就说过，哪有红军打红军的！”毛泽东的这句话，使徐向前免受了一场更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