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带兵，怎么打仗，这是摆在徐向前面前的一大难题。

从黄埔军校入伍五年来，他参加过许多次的作战，失败多于胜利，特别是广州起义与东江游击战争的结局，教训极为沉痛。

他来到大别山区之后，终日思索，经常找人交谈，注意探听各地游击战争的情况，认真总结游击战术的经验。他认定游击战是弱小的红军保存自己、发展壮大的法宝。可是游击战术又不是想走就走，想打就打呀，应该有几条原则。他经过和戴克敏、曹学楷共同研究，终于提出来了：

一、集中作战，分散游击；

二、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

三、敌情不明，不与作战；

四、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五、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

六、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

七、敌人如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这七条游击战术的原则，写入了1929年底鄂豫边党代表会《军事问题决议案》。红军指战员都说：这七条太好了，以前吃亏，打败仗，就是因为盲目乱打瞎闯，今后打仗、走路有了章规。这时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斗争中，已提出游击战“十六字诀”，它们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

在毛泽东制定的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没有从井冈山传到大别山时，徐向前和他的战友们，为红军规定了十条纪律和注意事项：

第一，不拿穷人一针一线；

第二，不拿穷人粮食；

第三，对穷人态度要和蔼；

第四，爱护枪不要弄坏；

第五，节省子弹勿乱打；

第六，对群众要宣传红军主张；

第七，火线上要对白军宣传；

第八，占城市注意收集机器医药；

第九，得物资要先顾伤员同志；(www.daowen.com)

第十，到地方要研究地形道路。

中央苏区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自力更生搞起了生产自救。就像是不约而合，大别山的红军，开始办兵工厂、被服厂、医院。兵工厂只有二三十个工人，支起铁匠炉拉风箱造武器，忙了一个多月，造出支枪打不响，工人泄气了，要撤炉散伙。徐向前赶去说：“没关系，再干，失败是成功之母嘛！”工人们又继续拉风箱打铁。十几天后，终于造出一支打得响的“撇把子”短枪。

医院开办起来了，找来一名中医、一名西医、六名学看护的小姑娘。伤病员住进去，医生处方有的给点草药、土方，有的给鸡蛋一个。

被服厂开工后成效最大，红军干部、战士穿上了统一的灰色军装，戴上八角帽。住进老乡家的红军头天还是长袍、短褂，一群兵不兵、民不民的模样，突然变成了服装统一的队伍。

1930年春天，红一军正式成立，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军长兼一师师长。

新军长许继慎，和徐向前一样，既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又是从上海党中央派来的。他二人一见面，就跟熟人一般，没多久两人就配合打了一个漂亮仗。

“鸡鸣狗叫惊三省”——这是人们形容新集城的位置。它坐落在河南、安徽和湖北交界的地方，属河南省。1931年2月初，正是天寒地冻的季节，徐向前领兵来到新集城下。

由于城墙坚固，守敌拼死顽抗，红军连攻三次未能奏效。主攻团伤亡人数不少。黑夜，敌人在城墙上点起灯笼火把，得意地大喊狂叫。城里守敌虽然不过千余人，却极端顽固。鄂、豫、皖三省的边陲地带一些逃亡地主豪绅，结成联盟，纠集反共的“红枪会”、“黄枪会”、“蹦子会”和保安团，依仗城池坚固，死守待援。

攻城不下，主攻团的干部战士心急眼红。第四次组织“敢死队”，喝血酒，备云梯，准备再次登城。团长王树声，是黄麻起义的老战士，个头高大，勇猛过人。他要亲自带领突击连爬城。并宣誓似的说：“攻不破新集我不姓王！”

徐向前听说忙赶去，风趣地向王团长说：“同志呀，敌人不会因为你改姓，就大开城门欢迎呀！”

“攻进城去，要杀它个鸡犬不留！”有的连长愤愤地说。

“那，你这个连长要撤职啊！”徐向前严肃地说，“打仗，要勇敢加开动脑筋，你们拼命、发狠、骂大街，屁用没有。”

他批评了干部中产生的急躁情绪。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就地休整。然后，和一些干部战士研究对策。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徐向前很相信这话。办法很快有了：挖坑道，下炸药，轰开城墙。他们一面向上级报告，一面开始选择地点挖坑道。新任的军长旷继勋、政委余笃三，都是新从上海党中央派来的，对这个地区和部队的情况不熟，仗怎么打，工作怎么做，他们都尊重徐向前和当地干部的意见。

坑道的起点，选定在城北距离城墙五六十米的一个山沟沟旁边，沟前是个小坡，正好隐蔽自己，挡着敌人视线。红军战士多是种地的农家子弟，新兵打仗外行，挖土却是能手。一个班一个班轮流上阵。寒冬天，滴水结冰，战士们却个个满头流汗，有的人赤着膀子挖土。土塌下来，找来门板用粗木柱顶上。几天几夜，一条长五十多米的秘密地道，通到了城墙底下。地道一人多高，宽能拉进去马车。马车没进去，却抬进去两口大棺材。战士们进进出出，把一包包火药装入棺材，又装入迫击炮弹和从老乡家搜集来的碎铜烂铁。棺材装满了，盖好盖，用七寸的铁钉从外边死死钉住，外面再加上五道铁箍，最后把一大把引爆的导火线，从棺材头前钻好的小洞插进。

谁也说不出，这叫什么装置、什么武器。徐向前和一些指挥员最后进坑道检查，不知谁说了一句：“好啊，这门炮就叫‘棺材大炮’吧！”

一切准备好后，战士点燃了导索，“轰”一声巨响，敌人的寨墙被炸塌一截，成了斜坡。部队沿坡而上，冲进城内与敌巷战，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逐屋争夺，全歼守敌千余人。

从此，解除了根据地的一大心腹之患，打通了鄂豫边区和商南根据地的路线，新集也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中心、首府。

随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张国焘、陈昌浩来到根据地分别作了一、二把手，从此徐向前开始了与张国焘的苦涩和矛盾的合作。一方面徐向前在当时的特定情况下，他要把张国焘当成党的化身，他的命令必须服从；另一方面对他违背军事常识瞎指挥很不满，特别是他执行“左”倾路线，滥杀无辜犹如在徐向前的心上插上了一刀。许继慎军长就是冤死在张国焘的手下。张国焘对徐向前是用而不信，一方面在军事上他离不开徐向前，另一方面许多重大事情的处理并不让徐向前知道。尽管张国焘给予徐向前自由空间很小，但他还是取得了惊人的战绩。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中旬，徐向前组织指挥的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和潢光战役，四战四捷，共歼灭国民党军六万余人。

四大战役的胜利，使蒋介石准备向鄂豫皖红军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彻底破产。红军在作战中发展到四万五千多人。根据地扩大到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三百五十多万，鄂豫皖革命斗争发展到极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