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徐向前来到黄埔军校后，上的第一节课是填表，集体加入国民党。徐向前毫无思想准备，想不到加入国民党的手续这么简单，一堂课下来，他和同学们都成了清一色的党员了。后来他和一些人说起来，都当是笑话。尽管当时徐向前加入国民党不是自觉自愿的，但因为在考入黄埔军校前后，他曾多次聆听过孙中山的讲演，被“孙中山”这个响亮的名字所吸引，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逐渐有所了解，并对孙中山产生了钦佩之情，也就欣然接受了这个组织。

徐向前是不愿盲目崇拜一个人，更不肯盲目去做一件事的，总要搞清是什么、为什么，再决定做什么。他一旦接受了三民主义，就要全心全意地去实行。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见他积极拥护共产党人的主张，积极参加共产党人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就劝他参加共产党。但徐向前却斩钉截铁地说：“我决不做跨党分子。”

那么，不肯做“跨党分子”的徐向前，是如何从一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转变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呢？

1926年，徐向前辗转来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准备参加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他先到武汉军校（全称“中央军校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南湖学兵团当指导员，后到分校一队任少校队长。武汉分校号称“第二黄埔”，校址在两湖书院。它是黄埔军校四个分校中，最享有盛名的一所培训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许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在这里担负领导工作或任教。武汉生气勃勃的革命形势和两湖书院的政治气氛，使徐向前又有了读书和思考的机会。这时，又有人劝他加入共产党。这时的徐向前，从黄埔军校毕业后，经过一年多的颠沛流离，耳闻目睹军阀混战、国民党腐败、人民遭殃等现象，变得更加深沉。在形势逼迫下，他不得不思考究竟是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他还抽空阅读了列宁的《二月革命》、《远方来信》、《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李季的《通俗资本论》等共产主义书籍。

读书是进步的阶梯，思考是前进的动力。要真正迈开步子走，还要有人引导。徐向前任队长后，薪水较高，又孑然一身，经济上算是“大户”了。一些黄埔同学或山西老乡常常“敲”他的竹杠，让他请客聚餐。几乎每星期一次，大家戏称为“星期日聚餐”。说是聚餐，其实并非吃喝玩乐，而是借此研讨革命，谈论主义。聚到一起就开展辩论，从辛亥革命谈到三民主义，从《共产党宣言》，谈到《资本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徐向前在交谈和争论中，思想认识不断变化，原来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一些模糊认识，逐步得到了澄清，思想认识产生了飞跃。他终于认识到“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国民党不如共产党”。

1927年3月，在国共合作面临分裂的严峻时刻，徐向前选定了自己的奋斗方向，由樊柄星、杨得魁两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环境如何恶劣，他都没有对自己的信仰产生过动摇。

5月底的一天，徐向前接到共产党组织的一个通知：速去开会。他怀着新奇的心情，走进蛇山西粮道街一个会场，只见周恩来正端坐在主席台上。他还是那么雄姿焕发，只是没穿军服。两年前在黄埔岛和在东征路上，徐向前多次见到这位军校政治部主任。他潇洒的风度、他雄辩的口才，给徐向前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可是，今天的周恩来，态度十分严肃，他的目光审视着全场。在施存统讲话后，他作了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他讲了上海发生的“四一二”事件，讲了湖南长沙发生的“马日”事件，还讲到武汉当前的形势，夏斗寅叛军的情况。他要求同志们要认清大局，坚定信念。

这一天，是徐向前加入共产党后，第一次参加党的会议。当时他只知道在武汉军校内，有共产党的委员会，书记是陈毅；后来才知道，周恩来是5月下旬从上海秘密来到武汉的。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后改任军事部长）。徐向前这次和周恩来相见，虽是在众多人的集会上，又是一个台上和一个台下，但他们心是相近的，使徐向前终生难忘。

1927年，对徐向前说来，是极不平凡的。“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接着原武汉国民政府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公开叛变，联合四川军阀杨森准备偷袭武汉；许克祥、何键在长沙又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从上海到长沙，大批共产党员遭到逮捕、屠杀。武汉的汪精卫政府暗中与国民党右派勾结。国共分裂的局面已不可扭转。

黑暗代替了光明，革命的共产党员，成了被绞杀的囚徒。武汉三镇，处在白色恐怖之中。许多共产党员、革命分子，得到党的指示纷纷从武汉撤走。一些动摇分子，消沉观望着，有的逃走了。没有想到刚入党的徐向前就遇到了严峻的考验。

为保存革命力量，应付突然事变，党组织决定派一部分党员去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工作。在此之前，组织上也已将徐向前调出武汉军校，等待分配。等了近一个月，党组织才通知他去张发奎的指挥部工作，任上尉参谋。临行前，党的地下“交通”给了徐向前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找毛泽东”……(www.daowen.com)

毛泽东，这个响亮的名字，在广州，在武汉政界和军界中，几乎没人不知，无人不晓。徐向前可从来没见过他，不认识。还在广东黄埔军校时，开始，他虽是普通一兵，却很快就知道了两位共产党人，一个是萧楚女，正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一个是毛泽东，国民党宣传部长，《政治周报》主编。徐向前和同学们开头对萧楚女印象深，因为他是政治教官，又有一个特别令年轻人好奇的名字。后来，通过读书看报，谈论革命，徐向前对毛泽东的印象越来越深。1926年春天，徐向前听人说，农民运动讲习所有来自山西的学生。他想会会老乡，便跑到那里去找，老乡没找到，却听说大名鼎鼎的毛泽东在那里办学讲课。当然，他不会认识，不会去见他。没想到，一年以后要他去找毛泽东呢。

徐向前揣着地下“交通”给的那纸条，不时拿出，正看反看只那四个字，就是没有地址，更没有电话号码。这叫徐向前作了难，到哪儿去找这个毛泽东呀？是“交通”粗心大意，还是来不及说明白毛泽东的地址，使徐向前揣摩了几个白天和夜晚。事情就是这么突然，这么令人不解。

当历史安排毛泽东与徐向前见面时已是八年后，地点放在了茫茫大草原上。那是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冲破敌人层层封锁第一次胜利大会师。此时徐向前已是赫赫有名的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

这天，在藏民地区一座简陋的房子里，毛泽东和徐向前头一次握手相会。毛泽东仔细打量着徐向前，令毛泽东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名震四方的总指挥竟是一个文绉绉的知识分子，并且还有着跟他一样的经历——做过教师。国难当头，他们都投笔从戎，领兵征战。

见到毛泽东，徐向前更是激动万分：“毛主席，我很想见到你！”

毛泽东说：“我也是一样啊！”

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把一枚五星奖章，授予徐向前，并说明，这奖章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决定授给八位同志的，因为徐向前没能出席中央的会议，这奖章一直保存着。毛泽东主席还郑重地讲了一番话，对徐向前在创建鄂豫皖和川陕苏区斗争中，指挥红四方面军作战屡建战功，予以高度评价。

这八年中，徐向前经历了广州起义与东江游击战争，经历了鄂豫皖苏区四次反“围剿”，经历了川陕区的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八年前，徐向前只是武汉军校中的一名少校队长，如今，他成了统率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八年前，他参加广州起义，任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队长时，开始只有两支手枪和几个手榴弹，如今，他统率着八万多人的红军主力。这八年中，他有无数个胜利的喜悦的日子，也有说不尽的失败的经历。这几年，他在张国焘的直接领导下带兵打仗，对他是“用而不信”，许多事使他左右为难，心情不愉快。他心中早已暗暗想，见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他要提出请求，希望离开红四方面军，到中央另分配一个工作。

徐向前在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交谈中，说出了请求调动工作的话，毛泽东只是微微笑着，没有答复他。

这次相会，使徐向前终生不忘。毛泽东的安详大度，周恩来的敏锐和口才，朱德的平易近人，张闻天的学者风度，都给徐向前留下了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