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刘邓大军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气势刚完成了解放大西南的任务，刘伯承身上的征尘未脱，硝烟未散，就被毛泽东一封急电催回北京。飞机离开他熟悉的山城重庆，越过巍巍巴山，茫茫汉水，江汉平原尽收眼底。金秋季节的江汉平原到处是丰收景象，果木成林，稻禾翻浪。俯瞰着脚下的锦绣河山，他不由得想到了新中国建设的灿烂前景，想到了毛泽东要他主持陆大筹建工作的电文，想到了军事教育事业即将出现的繁荣春天，他竟难以控制自己兴奋和激动的心情。

这次工作岗位的转移，是毛泽东的信任，也是自己心甘情愿的要求。他决心不辜负毛泽东的期望，把军事教育搞好，搞出成绩来。

还在这一年的6月间，他得知中央军委开会决定，在战争年代创办的各类学校的基础上，改建适应现代战争条件的正规学校。各军兵种要新建自己的各级专业技术学校，全军首先创办一所教育训练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他心中立即萌动起投身院校教育的念头。他知道，全国解放之后，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也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革命战争年代，军队主要是为了夺取政权而战斗；而今后，将主要是担负保卫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责。这就给军队提出了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新课题。过去由于客观环境、条件的限制，使军队建设一直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即兵种单一，装备落后，编制、制度的非正规性，作战指挥的不集中、不统一及带游击性等。这些在过去处于敌强我弱、长期忙于应付战争的情况下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客观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政权，掌握了城市工业和全国资源，有了强大而可靠的经济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军队进至建军的高级阶段，即建设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和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阶段。这是人民解放军面临的又一次伟大转变。为了适应这个转变，创办、扩建以陆军大学为首的一批军事院校，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刘伯承正是有见于此而主动请求来办军校的。刘伯承想去办学校，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考虑。当时，有人向他透露，中共中央、毛泽东准备调他进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职。他听了之后，幽默而风趣地说：“我年纪大了，跑不动了，还当啥子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我已经当过四次了，总没有当好嘛！这次就不要再去当啰。我还是去办学校，搞教育，当教书先生吧！”这一件事，中共中央曾经非正式地征求过他的意见。他明白，这是中共中央、毛泽东对他的关怀和信任，他们总想着要为他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但实事求是地考虑，自己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总参谋长这个第一线上的重要职务，最好让年富力强的人去担任。自己应该另谋所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认为：潜心钻研学术，办学校培养干部，这对自己来说倒是最合适的。于是，他提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请求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去参与筹建陆大。在信中，他恳切地写道：

“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毛泽东十分理解刘伯承的心思，也确实感到他是办军事教育事业最合适的人选。于是中共中央、毛泽东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要求，决定委派这位身经百战、德高望重的著名军事家去办学校、搞教育，把他那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传授给全军中、高级干部，从教育与训练上更好地完成人民解放军向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转变。毛泽东与朱德给他写了亲笔信，让他把西南的行政工作移交给邓小平、贺龙负责，尽快到北京领导筹建陆大。

这，既是刘伯承的心愿，也是中共中央、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后作出的重要决定。同时，也是历史的抉择，是历史把创建正规化现代化高级指挥学府的使命，放在了刘伯承的肩上。

11月30日，毛泽东签署命令，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伯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毛泽东对刘伯承的工作十分支持。当刘伯承提出，为适应国防工作最低的要求，至少应有30至40名兵团及以上高级将领入校学习时，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很快批准了他们的报告，在抗美援朝的紧要关头，调杨得志、韩先楚、陈锡联、廖汉生、张震等52名高级干部入战役系学习。

见到杨得志等人来军事学院学习，刘伯承打心眼里高兴。他对学院训练部的负责人说：“我年纪大了，要培养年轻将领。杨得志同志是志愿军副司令员，他来学习，和我们一起研究学术，这很好。他们都是中国革命几十年斗争保存下来的党的宝贵财产。将来，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时，要靠他们来掌握局面、指挥作战。”

俗话说名师出高徒，想不到多少年以后杨得志也担起了总参谋长的重任。军事学院初见眉目，刘伯承又在考虑分建学院的问题了。军事学院成立之初，他积极创办了各军兵种学员系，主动承担了为各军兵种培养训练干部的任务。现在，各军兵种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了。为了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专门人才，为了更集中地培养高级将领以适应各军兵种飞速发展的需要，他向中共中央军委提出了分建6个学院的建议：以战役系、高级速成系为基础，建立高等军事学院；以海军系、空军系、炮兵系和装甲兵系为基础，分别建立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炮兵学院和装甲兵学院；以基本系、情报系为基础，继续开办南京军事学院。

刘伯承和陈伯钧、钟期光等反复研究了在北京建立高等军事学院的方案。其中包括招生定额、组织编制、教员和干部调配、建校地点和校舍建筑计划等一系列问题。

经过多次研究，刘伯承领导起草了“高等军事学院编制表”和“高等军事学院房舍筹建计划”两个报告，派教育长唐延杰和院务部长刘忠两人携带这两个报告到北京，向中共中央军委作详细汇报，并了解各军兵种领导机关筹建各军兵种学院的情况。

唐延杰、刘忠两人走后，刘伯承想到还有一些问题没有交代清楚。于是，他又给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和总参各写了一个报告，对高等军事学院的校址、组织机构以及建立各军兵种学院提出了建议。

不久，唐延杰、刘忠两人返回南京，向刘伯承报告说，所有问题均获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批准，高等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炮兵学院、装甲兵学院的筹建工作，在中共中央军委统一领导下，即将全面展开。刘伯承听后，为能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军委当了一次好参谋而感到十分高兴。

1955年，刘伯承在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和七届五中全会时，向毛泽东主席反映：由于学员系不断扩大，学员人数不断增加，军事学院教员队伍已经出现严重缺额。在朝鲜停战和大军区改划之时，本想从全军选调，但未能如愿。因此，刘伯承请毛泽东主席批准，从军事学院毕业学员和其他军队院校的毕业学员中间选留一批做教员。

毛泽东风趣地说：“这个办法很好，但是，你为什么不早喊呢？”(www.daowen.com)

刘伯承回答：“我很早就喊了嘛！每次给中央和军委的工作报告，都论及此事。”

毛泽东说：“你喊的声音还是不大嘛！”

刘伯承高兴地笑了，说：“那好，以后我就大声喊。”

回到南京，刘伯承很快就向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写了《关于军事学院情况及提请补充教员的报告》，提出：“为了解决学院教员队伍严重缺额的情况，请军委授我一个权力，不管是从哪里来的学员，只要学有专长，能胜任教学工作，我都可以选留教员。”

毛泽东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

物换星移，军事学院很快度过了5个春秋，迎来办校五周年的校庆。

在军事学院庆祝成立五周年前夕，全校沉浸在一片欢庆气氛中时，1956年1月11日，毛泽东和陈毅、谭震林、罗瑞卿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来到军事学院视察。

毛泽东向刘伯承详细询问了学院组织、训练等方面的情况，亲切地接见了院和各部、系、教授会的领导干部。

接见时，毛泽东十分高兴，让刘伯承一一介绍，他一一握手问候。当刘伯承介绍宣传教育部部长郭奇时，毛泽东说：“我认识你，你是延安的大哲学家。”介绍战史教授会主任方正时，毛泽东诙谐地说：“你是方针（方正的谐音）啊！那好，我们应该跟你走。”介绍政治经济教授会主任朱庆云时，毛泽东说：“政治经济学是上层建筑，你在我们上头。”

接见之后，毛泽东高兴地对大家说，党中央派刘伯承当军事学院院长是知人善任。希望大家在刘伯承领导下，把军事学院办得更好，把培养训练全军中、高级干部的工作做得更出色。

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视察了军事学院校园。当他看到院内有一个设备完善的室内游泳馆时，立刻“游兴”大发，入水畅游一个多小时。出水后，他兴犹未尽，对刘伯承说：“传达我的命令，大将除外，从上将到少校，都要学会游泳。明年和我一起横渡长江。”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的视察，是对刘伯承所创办的军事学院的一个肯定，也为军事学院成立五周年增添了光彩。整个学院沉浸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欢乐气氛中。

党和人民不会忘记刘伯承，不会忘记他为人民立下赫赫战功！当年，他被授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军衔——元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