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失败了。南昌起义失败后，第20军和第11军第24师余部1 300多人到达陆丰，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2师，董朗为师长，颜昌颐为党代表，在中共当地组织和人民的支援下，于当年11月建立了海陆丰红色政权。第25师余部800余人，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江西、湖南，发动了湘南起义。半年后，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刘伯承到苏联学习。1927年12月，刘伯承进入高级步兵学校。这所学校在莫斯科东北角的红色兵营，旧名列弗尔渥。

入学后，学员们都用惊奇的眼光打量这位久闻大名的传奇人物，因为在他的身上有两个“累累”特别引人注意，一是久经沙场战功累累，另一个是全身上下伤痕累累。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随之爆发了护国讨袁战争。1916年3月中旬，为支持云南护国军在川南战斗，24岁的刘伯承率领四川护国军第4支队，攻克了丰都城，截断长江交通，防止袁军对四川的水陆增援。在激烈的战斗中，一颗子弹由他的脑顶打入，从右眼窝飞出。一位德国医生为他动手术时，刘伯承为了保护脑子，坚决拒绝使用麻醉药。

手术台上，一向从容镇定的德国医生沃克，这次双手却有些颤抖。他额上汗珠滚滚，护士帮他擦了一次又一次。最后，他忍不住开口对病人说：“你痛不过可以哼叫。”病人一声不吭。他的双手紧紧抓住身下的白垫单，手臂上汗如雨下，青筋暴起。他越来越使劲，崭新的白垫单居然被抓破了。脱去手术服的沃克医生擦着汗走过来，由衷地说：“年轻人，我真担心你会晕过去。”

刘伯承脸色苍白。他勉强一笑说：“我一直在数你的刀数。”

德国医生吓了一跳，不甚相信地问：“我割了多少刀？”

“七十二刀。”

沃克惊呆了，失声嚷道：“你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块会说话的钢板！按德意志的观点，你堪称军神！”

手术后，这位德国医生跷起大拇指感慨地说：“真不愧为英雄。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外科医生，还没遇见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他真有你们中国古代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气概！”

在学习中，最费的是眼睛，可刘伯承偏偏只有一只眼，加上他年龄最大，已经36岁了，因此他在学习中要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首先遇到的就是俄文这一关。为了能直接阅读俄文书籍，直接听懂苏联教官讲课，他拼命地学俄文。他除自备单词小本外，每日必在左手手心中写满生词，直到完全记熟后才另换新词。同学们常见他一边走路一边背诵单词。他认为在厕所里如不背单词，就是浪费时间。

晚上，同学们已熄灯就寝，他还独自在走廊的灯光下，默默地认、记。莫斯科冬天的早晨，气温大都在零下15摄氏度左右。每天早晨，刘伯承都提前来到操场上朗读俄语。同学们劝他不要起得太早，他说：“早起一会儿，第一不妨碍别人安宁，第二早晨空气新鲜，容易记忆。”

凭这种夜以继日的顽强精神，俄语这一关终于被他攻克了。他的精神也在中苏同学中传为美谈。

没有多久，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刘伯承又被推荐提前进入了闻名于世界的伏龙芝军事学院。这是苏联的最高军事学府，院长是爱迪曼上将。刘伯承一来到这座学院，赫然入目的是一条大标语：“一切战术要适合一定的历史时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现了，则军队的组织形式与指挥也要随之改变。”这对他的军事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

这期间，刘伯承借助于俄文，阅读了不少马、恩、列、斯的著作，其中包括许多军事论著；学习了苏联红军的各种条令和有关司令部组织指挥的知识，以及正规战的战术、游击战的战术、军区和野战部队的建设等较系统的军事理论；也涉猎了十八、十九世纪一些著名军事家如拿破仑、苏沃洛夫等人的事迹和论著，从而大大提高了理论水平和军事素养。(www.daowen.com)

刘伯承在苏联学习期间，非常关心国内的政治形势。1929年春的一天，国内来人向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人介绍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情况，刘伯承听后感到很受鼓舞。他对同学屈武说，中国的武装斗争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局面，尽管困难很多，但前途是光明的。我真想现在就回国，上井冈山和毛泽东、朱德同志去一起战斗。他一再向屈武强调：“中国革命同苏联情况不一样，中国一定要依靠农民，武装农民；否则，中国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1930年的初夏，刘伯承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深造之后，秘密回国，经满洲里到达上海，见到了周恩来。刘伯承向周恩来急切地提出了想尽快回到苏区，去和毛泽东并肩战斗的愿望。1931年11月初，刘伯承受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委派，到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实现了他想与毛泽东一起共同战斗，发展红军，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愿望。

刘伯承在此时来到根据地，毛泽东非常高兴。早在1929年，当中央想调毛泽东和朱德离开红军去上海工作时，毛泽东就曾申辩：根据地和红军建设之重要，不应忽视。如果非要毛泽东、朱德离开根据地，应速派刘伯承和恽代英来指挥红军。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刘伯承的军事指挥才能非常信任和欣赏。

因此刘伯承到根据地不久，毛泽东就让他担任了中央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治委员，把办好红军学校这项紧急而又有长远意义的重要任务交给了他。

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四五十万人的兵力，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大“围剿”。就在这期间，刘伯承由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调任红军总参谋长。

第四次反“围剿”是在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进行，这可以说是继“八一”南昌起义后，周恩来与刘伯承的又一次成功的合作。当时毛泽东已被错误地撤销了职务。

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在战争过程中，吸取了前三次反“围剿”战争的宝贵经验，坚持毛泽东的正确的作战原则，发挥红军的特长，主张用运动战辅之以游击战来打破敌人的进攻，而反对阵地战、攻坚战和堡垒战，并曾就作战方针和战役部署等问题向后方中央局进行过多次抗争。周恩来他们所坚持的虽然和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基本一致，但作为军事家的周恩来，也有他自己的创造，红军首创大兵团伏击战法，连续歼敌3个师，缴获枪支万余。陈诚在抚州听到3个师被歼的消息，急得吐血，令部队赶快撤退。蒋介石在此战役中比前三次失败得更惨，他自己不得不承认：“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

毛泽东后来称赞这次战役是一次“大胜仗”。1936年在延安，毛泽东还同斯诺说过，南京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也许是败得最惨的一次“围剿”。

刘伯承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写了不少军事著作。这些军事著作，对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而提出的，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实行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相结合，正规军与游击队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军事思想是一个补充，有些则还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正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中国，“左”倾错误发展到顶峰的时候。毛泽东和刘伯承对李德错误的战略战术，进行了坚决的抗争。结果，毛泽东提出的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相反，刘伯承也因此而招致了李德的嫉恨。有一次，李德到总参谋部谈事情，因话不投机，李德当面训斥他说：“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伍修权怕双方闹僵，只简单地翻译说：“李德同志的意思是说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刘伯承哈哈一笑，说：“你是个好人啊！他骂我的话你没有翻译。”又有一次，李德到总参谋部去，几个机要员在路边烧火做饭，挡了他的路，李德的无名火发泄，一脚把饭锅给踢翻了。刘伯承是个民族自尊心非常强的人，李德训斥自己，他看做是工作上的争论，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理应忍让，他也能够忍让。这次发生的事件，在刘伯承心目中是洋人欺负中国人，联想到在苏联学习时受到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对待，他终于怒不可遏，当场跟李德吵起来。他用俄语说：“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作为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帝国主义行为！”李德悻悻而去，到中央局书记博古那里告了一状，说刘伯承不尊重他。这样的总参谋长妨碍他的工作。博古找刘伯承谈话，把刘伯承降到第五军团当参谋长。这是他第一次被撤掉总参谋长的职务。证明这时的刘伯承，已经同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划清了界限，站到正确路线上来了。

由于在李德的错误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30万红军剩下不足10万人，中国革命又一次遭到严重的挫折。

也就是在这次反“围剿”战争的实践中，刘伯承逐渐加深了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认识，也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军事主张是正确的，并且使自己的行动日渐步入正确的轨道。到1934年，刘伯承就完全站在毛泽东一边，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