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黑暗、最血腥的一天。就在这一天，蒋介石撕掉了拥护革命的面纱，终于发动了针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阴森森的枪口下，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共产党员倒在了血泊之中……

7月14日，上海龙华塔下枫林桥畔，乌云笼罩，戒备森严。一辆囚车开到这里，车上跳下几名刽子手。他们从密封的囚车里，押出一位五花大绑、皮肤黝黑、两眼闪着坚毅目光的年轻人。他就是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长子、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

监斩官验明正身后，吼叫道：“刑斩！”

陈延年面对屠刀，横眉冷对刽子手，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1973年8月，刘伯承元帅和朱德元帅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

刽子手杀气腾腾，将他强行按倒在地。但就在这一刻，五花大绑的陈延年突然纵身一跃而起，吓得刽子手纷纷舞刀乱砍乱劈，转眼间，陈延年便被断体分尸，惨死在血泊之中。他牺牲时年仅29岁。

当陈独秀得悉儿子陈延年惨遭国民党杀害时，愤怒万分，号啕大哭，他万没有想到由于他的错误路线不仅几乎断送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连自己的儿子也搭了进去。

此后，陈独秀终日沉默不语，闭门谢客。妻子怕打扰他，也不敢同他多讲话，更不敢再提起陈延年牺牲的事。

1927年8月7日，在挽救党的“八七”紧急会议上，作为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独秀的二儿子陈乔年，不因陈独秀是自己的父亲而讲情面，与陈独秀执行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拥护党中央撤换陈独秀总书记职务的正确决定。他在会上悲愤地说道：“我的父亲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使我哥哥延年和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共产党人惨遭敌人的杀害，他给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失，这是血的教训，切切不可忘记。对国民党反动派只有作坚决的斗争，不能存在任何幻想。”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虽然被撤销党内领导职务，但他并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一次，陈乔年和他爱人史静仪去看望父亲，陈独秀十分高兴，但在言谈中，父子二人就当时的时局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陈乔年对陈独秀说：“爸爸，你过去执行的路线和政策是错误的，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共产党应有自己的武装，走苏维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才有希望。”

陈乔年夫妇连饭也没吃，就气愤地走了。谁知这竟是他们父子最后的一次见面。

没有多久，陈乔年也落入国民党反动派的虎口。在刑场上，他昂首挺胸，正气凛然地斥问监斩官：“共产党人何罪之有？该杀的倒是你们，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卖国者！”

监斩官理屈词穷，一边后退，一边喝令：“开枪！”

陈乔年饮弹倒下，壮烈牺牲……

当时，陈乔年年仅26岁。

传来二儿子乔年被国民党杀害的噩耗，陈独秀犹如惊雷在头顶炸响，他痛不欲生，此后他完全消沉下来，悲痛、悲观、失望……一齐绞在他的心上。悲痛中，他借酒浇愁。当斟第二杯酒时，他呜呜哭起来：“延年乔年，为父为你俩酹此一杯。”

说着，说着，老泪纵横，痛哭流涕……(www.daowen.com)

陈独秀对蒋介石等大资产阶级当权派的退让、妥协和期望换来的却是这样血淋淋的现实，而凶残的蒋介石并没因为他的仁慈网开一面！

同样，蒋介石用血淋淋的现实也给处在年幼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上了一堂刻骨铭心的课：没有人民的武装就没有人民的政权！说得再白点，就是枪杆里出政权！

蒋介石屠刀上的共产党人鲜血还未干，在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又调转了枪口——公开宣布叛变革命。

7月15日，汪精卫集团举行“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公开叛变革命。接着又在武汉地区进行反革命大屠杀，在“宁可错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下，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又一次惨遭杀害，国民党除宋庆龄、邓演达等少数左派外，绝大多数都背叛了革命。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失败了。

但是，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掩埋好同伴的尸首，擦干净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了——但却是拿起武器战斗了。

在武汉市一间门窗紧关、窗帘低垂的房间里，共产党中央最高领导机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成员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和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加伦共七个人举行秘密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决定举行南昌起义。

会议由临时中央常委会委员张国焘主持。临时中央常委会是1927年7月中旬组建的。为了挽救中国革命，原孙中山先生的俄国顾问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建议中共中央改组领导机构，罢免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随后，共产国际又有新的指示到来，决定调回鲍罗廷，新派来罗明纳兹接替他。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既然因工作需要离开了，自然需要有一个临时的班子来主持中央工作，于是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组成了中共中央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央工作。张国焘在常委会中排名第一，自然是常委会议的主持人和召集人。

张国焘用铅笔轻轻敲敲桌子，压低声音说：“同志们，现在开始开会。今天的议题主要是讨论南昌暴动的问题。现在形势非常危急。先是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立南京伪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抗。由于独秀同志的失策，把共产国际的来函给汪精卫看了，使汪精卫找到了分裂的借口，致使汪精卫公开宣布同我党决裂，实行清党……”

张国焘刚说到这里，屋外大街上传来汽车警笛的尖叫声。周恩来一下子关掉电灯，把窗帘打开一条缝，朝外看去，只见一辆囚车和一辆满载士兵的卡车呼啸着开了过去。

囚车去远了，周恩来开亮电灯，会议接着进行。张国焘又滔滔不绝地讲起来：“现在宁汉合流，反革命势力汇合了。我们共产党人推动了大革命，把国民党扶上了台，国民党却把他的恩人一巴掌打到血海里面，这都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造成的。我还在北大上学的时候，就看出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危险，那时候……”

罗明纳兹拍拍张国焘的肩说：“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先讨论南昌暴动的问题。”张国焘有点尴尬，用湿毛巾擦擦汗，指着周恩来说：“天气太热了，我擦擦汗，恩来，你是具体负责的，你先说吧。”周恩来看看表说：“好，时间紧迫，我就先说。”他把一张地图摊开在桌子上，开始汇报暴动的准备工作……

这时中国共产党所能掌握和影响的军队集中在江西九江和南昌之间。他们是叶挺师长统率的第11军第24师，贺龙军长统率的第20军，朱德团长领导的第3军军官教导团，朱德还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这些革命武装力量的总人数为两万多人。“七一五”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后，汪精卫调动第3、6、9等军开始包围九江、南昌的革命武装。叶挺师和贺龙军均属张发奎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序列，张发奎奉令清党，令第二方面军中的共产党员如叶挺等必须退出军队或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事实明摆着，如不采取断然措施，中共领导掌握的这点革命武装力量定会被断送。所以，临时中央常委会决定以这些武装为基础，尽快举行暴动。

为使南昌起义取得成功，常委会议决定组织中共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最高领导机构，指定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同时决定：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隶属第二方面军建制），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员大队，平（江）、浏（阳）农民义勇队等中共领导和掌握的武装力量，迅速向南昌开进，参加起义；邀请在武汉、九江的国民党左派知名人士迅速到南昌，参加起义后的革命政权；迅速向转入地下斗争的中共负责干部通报南昌起义决定等。

按照临时中央常委会的部署，常委张太雷、李立三和恽代英、邓中夏、聂荣臻已赶到叶挺师和贺龙军驻屯的九江，和叶挺等人一起举行军事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解决汪精卫在南昌三个军的武装，以确保起义成功。

组织这样大的军事行动，这对年轻的周恩来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也是他军事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怎样把这一次起义组织得周密无懈，尽可能地把我方的牺牲减至最低，这些问题一直搅得他食寝不安。周恩来这时候觉得在军事上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这个人既要有秘密组织大规模兵暴的经验，又要有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他选中了川军名将刘伯承。

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刘伯承任南昌起义参谋团的总参谋长。可以说刘伯承是我军第一任总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