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文汇报》上姚文元的文章。

“娘的，刚让我出来工作，就批起我来了，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彭德怀气得一拳擂在桌子上，“他娘的，批吧，我才不怕呢！我早知道我的事没完，无非再一次搞臭嘛，我等着，只要自己不腐烂就好，只要毛主席不下令撤我，我就干到底，谁也压不垮我！”

彭德怀依旧是彭德怀，他抛却个人利益，全心地投入到建设大三线的工作中。

但此时的中国毕竟不是搞建设的年代，政治风暴越刮越猛，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等，都联系到了罢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的问题，彭德怀预感到自己的处境将会更困难了。

果然，彭德怀在大三线的工作被归纳为十条罪状上报。他不但不再有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利，而且受到围攻批判。

1966年——这个极不寻常的一年，载入史册的应该是最厚最重的一页。它所发生的事，令全世界都目瞪口呆。让人回忆起来，永远是不寒而栗的。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关锋等人谈话，提到了彭德怀：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泽东讲话之后，彭德怀的处境便难以扭转了，他奉命返回成都，停职反省。

此时的北京，江青和康生正指使戚本禹策动红卫兵设法揪斗彭德怀。戚本禹亲自打电话给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告诉他可以去四川把彭德怀揪回北京。江青对地质学院红卫兵头头王大宾说：“你们这也能，那也能，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呢？让他在大山里养精神，将来好回来造反？”

1966年12月25日清晨，住在成都市永兴巷7号的彭德怀被翻墙而入的北京红卫兵强行绑架。他的警卫员和秘书阻拦无效，只好向西南建委办公室求援，并直接向周恩来总理请示，得到如下答复：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火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www.daowen.com)

就在周总理下达指示的同时，彭德怀已被从北京来的几支揪彭战斗队争来争去，一会儿被抢到成都地质学院，一会儿被转移到省地质局，直到成都军区干涉，他的安全才有保证。

12月28日，彭德怀坐上成都军区联系的一个软席车厢，在红卫兵的共同押送下到达北京，被送到北京的地质学院。经过艰苦的谈判，才交给北京卫戍区，由卫戍区和北京航空学院、地质学院派出的4名红卫兵共同看押管理。

次日，周恩来就打电话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指示他必须做到保护彭德怀的绝对安全，要对住处保密，不许武斗，不许游街，不许搞逼供信等。

因此，彭德怀在北京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只是看看书，写交代材料。但在1967年1月上海夺权和批判二月逆流后，他的处境开始变了。

1967年元月，彭德怀根据红卫兵的要求，写了四份材料：《挖思想根》、《建军问题的错误》、《评军衔过程》、《为什么在庐山写信给毛主席》。材料送到中央文革，康生批：“彭德怀写的材料是又一次的向党进攻，材料应送毛主席、林总、总理阅。”毛泽东阅后批示：“林周阅后，退康生同志存案。”

其后，在江青、康生一伙的指使下，对彭德怀的批斗升级。

1973年春，经过十余年的磨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折磨，彭德怀患了直肠癌。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才被转到解放军三○一医院。在这里，彭德怀的境遇并未得到改变，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病房里，门窗紧闭着，玻璃上还糊了层纸，照不进一缕阳光。他被限制了活动，不准写字，不准听广播。除了书籍外，空旷和死一般的寂静便是他的伴侣。怪不得戎马半生、身经百战的彭德怀大发其慨：“住在这里比月婆子还难受。”

1974年夏天，他不幸又患左侧偏瘫，连坐都坐不起来了。

半年之后，又发现癌细胞转移，已扩散到了肺部、脑部，引起身体剧烈的疼痛。即使如此，他也得不到有力的治疗，甚至连止疼针也不给打。

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在人间搏斗了76个春秋的彭德怀溘然长逝。在中国的上空，一颗耀眼的将星陨落了，但他不屈的灵魂却化作了最绚丽的彩虹！

“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作出正确的评价。”这是彭德怀最后的呼声和愿望。两年之后，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然而，可惜的是，他走得太匆忙了，没能等到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