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的胜利，是彭德怀政治、军事生涯上的一个辉煌的顶点。同时他的名字蜚声海内外，也使中国的老百姓家喻户晓。

1952年7月初，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提议把彭德怀留在北京，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兼任总参谋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大家一致同意，但彭德怀表示不愿接受这一工作。

根据他在一本笔记中回忆，他是不想再从事军事工作了。而这种念头，并不是在这时才产生的。远在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时候，他就有过离开军队去做地方工作的想法，并且后来还常常在脑子里反复。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他没有谈起过。而这一次不愿意接受这个工作的原因，从他后来的笔记中可以看出，主要是“因为当时总参谋部的工作确实繁重，自己难以胜任。原来的总参谋长徐向前同志（开国首任总参谋长）久病不能工作，粟裕同志（1951年10月调来任副总参谋长）也有病，聂荣臻同志（代理总参谋长）的身体被拖垮了，曾有一次昏倒在地。所以我想推举一个身体强健的人来顶住这个繁重的任务，这样也可以摆脱我自己的军职”。

为此，他在参加那次政治局会议以后，专门去向毛泽东谈了自己的意见。他提出，自己担任总参谋长确实不合适，可以让高岗来当总参谋长，并且列举高岗的一些优点。毛泽东没有同意，反而问他，高岗难道就没有缺点吗？于是彭德怀又推荐邓小平来当总参谋长，毛泽东肯定了邓小平的才能，并认为他同军队有着较多的联系，是合适的人选，可是他从现在的岗位上抽不出来。交谈的结果，他的这个想法没有实现。

在抗日战争末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即从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到1947年春天，彭德怀曾经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兼任过总参谋长。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他临危受命，出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军委的日常工作和总参谋长的职务，便由周恩来接替下来。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因病由聂荣臻代理，军委的日常工作仍由周恩来主持。到1951年10月，中共中央确定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他上班仅3个多月，就病倒了，周恩来不得不继续把军委工作管起来，一直兼管到1952年7月。从1947年3月算起，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5年多时间，是军事工作极为繁重又卓有成效的时期。但在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身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际外交事务，已经够他操劳的了，把军委日常工作交给另一人来专管，确已成急需。

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名彭德怀接替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建议被批准后，即于7月9日向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林彪写了一个报告，正式向彭德怀交卸工作。

周恩来在报告中建议：“彭德怀同志自即日起过问军委日常工作，直接向主席和中央负责。以后一切经过我处转呈主席或主席交我阅办的军委文电，均改送彭副主席处理。”

7月19日，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发出通知：“彭副主席已正式在军委办公，从即日起，凡有下列问题之文件、电报均抄送彭副主席”。接着在后边具体开列了18类文电的细目。

从此彭德怀又一次进了统帅部，肩负起新的军事使命。这是他军事生涯中的新时期，也是最后一个时期。

1954年9月，在一届人大上，彭德怀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他是新中国的首任国防部长。第二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及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但没有想到的是，在共和国第一批开国元帅中，彭德怀的政治生涯是最短暂的：只做了九年多的国防部长，1959年庐山会议后就被罢官，并一直处于被批判、攻击和迫害之中。为什么一个在战争年代异常活跃、战功累累的大将军，在和平年代的政治生涯中却如此不得志呢？难道真如民间所说的“彭德怀是个马上将军，只会马上打仗，不会椅子上做官？”还有人说，人的性格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因为在彭德怀的身上涌动着纯朴、直率、倔强与执拗。但还有一些人认为，这不是命运的安排，而是人为的不幸！要想解开这一连串疑问，我们就要拨开迷雾，倒回历史。让它回到那决定他后半生命运的庐山会议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大跃进”运动。

庐山会议之前的1958年，在中国革命建设史上，是一个非常的年月。当时，在六亿神州劲吹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强风。毛泽东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视为一场几亿人的伟大革命运动，在实践中谋求一步到位，运用战争年代大搞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发动“人海战术”，要求“拔白旗插红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依靠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高速度发展生产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唯心口号，成为一时风尚。毛泽东认为中国一穷二白，是极大的好事，穷则思变，这是革命的天然基础，认为中国的农民比西方的工人先进。然而，这场运动仅仅沸腾了半年，问题便接踵而来：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失调，工业生产全面紧张，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泛滥成灾，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现实与理想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在1958年初刚提出“大跃进”的口号时，彭德怀是有怀疑的，当时他在文章中使用的字眼不是“大跃进”而是“大生产”。直到后来参加了几次会议，听了毛泽东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几次讲话以及与会者的发言和讨论后，他才接受了“大跃进”的提法。但对各地所放出的高产卫星仍有所怀疑，对当时的“左”的现象也有所忧虑。(www.daowen.com)

带着这些怀疑和忧虑，庐山会议之前，彭德怀曾去西北进行了实地考察。在甘肃敦煌县，他亲眼看到棉田到处都是散落的棉花，菜地里成堆的白菜乱堆了一地。在被宣传得天花乱坠的公社食堂里，他亲眼看到的不是大肉和馒头，而是面糊煮土豆。在兰州，省委负责人告诉他当年粮食特大丰收，人均可达1 500斤。而在近郊的雁鸿公社，他却目睹了一个农民家里男女老少五口人合用一条裤子的凄惨景象。此情此景，使他的心像灌了铅似的沉重。1958年11月，在周小舟的陪同下，他又来到湖南进行考察。在家乡乌石，他也亲眼看到，在人民公社的感召下，当地为了搞居民点，有的房子空了，有的房子拆了，连煮饭的锅都砸了。在刮共产风最严重的平江县参观工农业生产展览馆时，他发现了一个秘密：将1957年的粮食高产量公布为1958年的产量，而将1958年的低产变为1957年的。也是在这里，一位红军时期残伤的老战士暗中送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后来被广为传播的民歌：“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看到这张纸条，彭德怀的眼睛发潮了，他心里不能不沉重地感觉到：这是人民群众无可奈何的沉痛呼声！

彭德怀算不上伟人，他只是一个从穷乡僻壤走出来的不同寻常的凡人。

1898年10月24日，彭德怀出生在湖南湘潭县石潭乡乌石寨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据说他的祖上是在清雍正年间从湘乡贩茶路过乌石峰，看到这里山清水秀，林木葱郁，人家稀少，是个可以定居的好地方，于是就在山下买了一片坡地，修了几间茅屋，从此落了户。因人得名，这里后来便被人们称为彭家园子。

乌石寨也好，彭家园子也好，山清水秀也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穷人是只能越来越穷。彭德怀一生下来，便受到一个又一个的打击和不幸。

在他8岁时，母亲死了，父亲也患病躺在床上，伯祖父八十开外，祖母年过七十，三个弟弟无人照管，只有半岁的四弟在母亲死后不到一个月便饿死了。生活的担子从此便沉重地压在他瘦小的肩上。这样可怜的生活，在彭德怀幼时的心灵上刻下了很多很深的印痕，也极大地刺激并给了他终生难忘的影响。

在《彭德怀自述》中他写了这样一件事：

彭德怀10岁时，一切生计全断。正月初一，富人家喜炮连天，他家却无一粒米下锅，无奈，彭德怀只好领了二弟去当叫花子，沿门乞讨。走到一个地主家门前时，地主高兴地问他们：“你们是招财童子吗？”彭德怀答：“不是，我们是叫花子。”地主一听脸刷地一下便拉沉了，二弟连忙说：“是的，我们是招财童子，恭喜老爷发财。”地主一听又笑了，当即给了他二弟一碗米饭。到了黄昏，彭德怀快要饿昏了，却没有讨到两升米。二弟问他为什么不说是招财童子时，彭德怀回答：“我不想说好听的让他们高兴。”

第二天，祖母又要他们去讨饭，彭德怀说什么也不愿去了，说：“我不去，讨饭受人欺侮。”祖母说：“不去怎么办？一家人就活活饿死吗？”彭德怀答道：“我再也不拿打狗棍了，我要去砍柴。”祖母拿他没办法，带了两个弟弟又出门乞讨去了。望着祖母远去的背影，彭德怀伤心极了，他在书中写道：

“寒风凛冽，雪花横飘，她，年过七十的老太婆，白发苍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孙孙，拄着棒子，一步一扭地走出去。我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样难过。”

“我不愿说好听的让他们高兴”、“我再也不拿打狗棍了，我要去砍柴”。这是彭德怀发自幼小心灵之中对地主阶级的憎恶和对受压迫、受欺侮生活的反抗。也许正是从这时候起，他性格中的倔犟和执拗便埋下了种子，开始发芽并日益膨胀起来。也正是带着这种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和感慨，彭德怀爱劳动群众胜过爱他自己的生命。

就在这年还有一件令彭德怀忧心忡忡的事，那是出访匈牙利时，匈牙利国防部长雷维斯对他所说的一段话：“匈牙利事件的深刻教训在于，除了反革命分子利用了群众的不满情绪外，主要是由于肃反的扩大化和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所致。”如今，发生在我国的这些盲目冒进现象，会不会也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