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邓小平聚精会神地主持开展全面整顿工作，并见到成效时，正义和邪恶的公开较量也开始了。

几个月来一直“消沉”的江青，这时亲自出马，借毛泽东同意评论古典小说《水浒传》之机，在一些公众场合大谈评论《水浒传》的“现实意义”，并一再强调“要联系实际”。她甚至露骨地宣称：“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他们反对学理论。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含沙射影地把攻击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并逐步把这场斗争公开化，借以发泄对前不久中央政治局批评以她为首的“四人帮”的不满。其间，毛泽东曾痛斥江青的一些言论，并制止印发她的讲话稿。对江青等人散布的批所谓“现代宋江”、“现代投降派”的论调，邓小平早有警觉。他在许多场合向党内外干部、群众说明，毛主席评论《水浒传》并无所指，不要牵强附会，“听到风就是雨”。

与此同时，在医院的周恩来也正密切注视党内这场突如其来的尖锐斗争。8月中下旬，他抱病连续同邓小平、李先念等作单独长谈，了解“四人帮”一伙的动向。

9月间，正当江青等人带头“联系实际”，批“宋江”批“投降派”的喧闹甚嚣尘上之际，重病中的周恩来终于忍无可忍，愤起向“四人帮”一伙进行抗争！

一天，他在医院同有关人员的谈话中愤然提到：他们那些人（指“四人帮”）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传》，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当然应该批，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这时，毛泽东的态度变得扑朔迷离。1975年从春天到秋天，毛泽东一方面支持邓小平的整顿，另一方面又支持江青一伙搞所谓的“理论学习”、“评《水浒传》”等。但总的讲是“扬邓抑江”，他不允许江青干预过多。

但是，当萧瑟秋风吹向大地的时候，气候发生了变化，形势发生了逆转。

1975年9月底，从辽宁到北京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很快和江青一伙勾结到了一起。毛远新集中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向毛泽东进行了多次“汇报”和交谈。

毛泽东被毛远新这些汇报打中了痛处，使他立即警觉起来。当然，从总体事实而言，邓小平的“全面整顿”也确实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路线的否定。于是，毛泽东一反过去的态度，开始站在江青一面反对邓小平。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他认为邓小平等人的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让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等，讲了他的意见。邓小平提出异议说：

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论，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昨天（11月1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邓小平作了有力的抗争，但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央政治局还是开了几次会，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并对邓进行了错误的批评。

但是，毛泽东还是希望邓小平能回心转意，在“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上和他统一认识。他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可以说，毛泽东的用心是良苦的，他想只要邓能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是正确的，就可以继续他们之间的合作，同时也可堵江青等人的口。可是，邓小平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不肯让步，他婉拒了毛泽东的要求，说：“由我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邓小平后来把话说得更明白：“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要停止邓小平的工作，而毛泽东则让他“专管外事”。

就在这一年的年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面展开，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不得不因此而中断。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同志病逝，和全国人民一样，邓小平陷入无限哀痛之中。他忍痛含悲，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老友料理后事。1月15日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五千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大会，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悼词。

这是1976年邓小平在中国电视屏幕上的最后一次露面。

十多天以后，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被指定专管外交事务。

2月5日，王洪文在京西宾馆向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传达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部署。

3月15日，《文汇报》的一篇文章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实际上是讲周恩来要把邓小平扶上台。

“四人帮”的攻击，好像在人们没有愈合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

清明节前夕，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自发地悼念周总理、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群众活动。(www.daowen.com)

天安门广场成了声讨“四人帮”的主要战场。

4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天安门的悼念活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同时，“四人帮”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指示他们的写作班子收集材料，罗织罪名，诬陷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和总指挥。

邓小平又一次陷入了政治困境。4月7日，在“四人帮”的蛊惑下，中央政治局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人民群众更加关切着蒙受不白之冤的邓小平。

邓小平被撤职以后，困居在家里，又过起类似在江西被软禁的生活。在北京东城宽街的邓小平居处，上边派了一个加强班负责警卫。不准外出的邓小平又像在江西时那样，在这个古老的宅院里一圈又一圈地散起步来，只是脚步沉重了许多。“四人帮”活动猖獗，毛泽东身患重病并被“四人帮”架空，国家和人民深陷灾难之中，事事都使这位七十二岁的政治家心情更加沉重。

邓小平的女儿邓林在家里，也感觉到了父亲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但她无能为力。对于国家大事，尤其是涉及最高机密的政治纷争，邓小平是从不会对家人说的，但是，已经历过数次政治运动的邓家子女，却能明显地从社会的小道消息和报刊上的影射文章，体察到父亲的卓绝艰苦的斗争。

“四人帮”在全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他们强加给邓小平的其中一条罪状是：看电影《春苗》时，邓小平说了“极左，极左”，然后拂袖而去。

当时，批邓的会议也开到了邓小平的家里，参加者邓家子女和工作人员。大家明知是一场闹剧，又不得不演下去。

邓小平被软禁在别处后，有一天，突然有人来邓家取生活用品。邓家几个孩子竞相往包里塞东西，这是对父亲一种无声的支持。邓小平4月5日离家那天，子女们就曾塞给过他一副扑克牌。邓林知道，这副扑克牌会帮助父亲度过孤独的生活。后来才知，当时邓小平正是用这副牌经常玩一种叫“开牌”的趣味游戏。

邓小平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意思是想和家人一起生活。毛泽东同意了。

邓小平全家于是又团聚了，搬回了宽街原先的宅院。

1976年，中国承受了太多的天灾人祸。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伤亡24万人，损失重大。全国人民和解放军大力支援，奋起抗震救灾。可是“四人帮”却认为“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批邓才是大事，不能“以救灾压批邓”。

那天晚上地震，邓林在天摇地晃中醒来，第一个念头，就是爸爸怎么样了。邓林和吴建常一起冲出门去，和弟弟妹妹大声喊着爸爸妈妈，却不见父母出来。他们急了，拼命推门，门却因地震而变形卡住了，打不开。最后，好不容易才把门弄开，把邓小平、卓琳接出来。

那天，邓家的房屋塌了两个角，好在有惊无险。

第二天，邓家把所有的三屉桌都搬到了邓小平的会客室里，那里大些。整整齐齐地一排，全家就在地上打地铺。看到一大家人都在一起住，孩子们最高兴了。

到睡觉的时候，邓小平也弯腰钻进桌子底下，这样安全些。

后来，他们弄来一块大毡布，在院子里搭了一个防震棚。各家把床都搬出来，优点是凉快了许多，缺点是蚊子太猖狂。就这样，他们过了一个夏天。被软禁的邓小平，身体虽然健壮，这时也因前列腺炎而住进了301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叶剑英明确指示：“一定要治好，一定要保护好。”邓小平经治疗很快恢复了健康。但是，毛泽东的身体却越来越不行了。

毛泽东主席于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在北京逝世！尽管邓小平对毛泽东的病情心中有数，但是，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毕竟使他感到震惊。

邓小平让家人采来松枝，做成了花圈，在家中设立了一个灵堂。他带领全家一起，在毛泽东的遗像前深深地默哀。此时的他，早已被剥夺了在公众场合悼念毛泽东的权利。

邓小平在悲痛之际，已经把目光放得相当远了。无论从“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宣传内容上，还是从毛泽东逝世前后刊登在报刊的一些照片上看，“四人帮”已经在磨刀霍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