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可以说是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中最辉煌的一年，也是他几十年革命生涯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年。这一年，邓小平身负重任第一次主持党中央工作，他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严重的困难和非常严峻的形势，他以卓越的洞察力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气魄与非凡的胆略，力挽狂澜，决心消除“左”的思想的影响，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通过整顿迅速扭转了党政军各项工作中的困难局面。虽然这次整顿很快就被“四人帮”绞杀了，但他却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民心，为他日后再一次复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党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文艺要整顿，教育要整顿。全国各条战线的整顿拿谁开第一刀，作为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深知整顿全国各条战线中，军队的整顿尤为重要。他决定向军队开第一刀！

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同总参谋部团以上干部见面。他开门见山，十分明确坚定地提出整顿军队的问题。他说：“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经过长期反对军阀主义的斗争，军人内部很团结，联系群众也很好。可是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他指出：“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这个问题主要在干部。”而“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不消除派性，安定团结不起来，军队的战斗力也会削弱”。“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原来喜欢搞派性的，要觉悟，要改正，改正了就好。今后军队干部的使用、提升，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针对军队的纪律很差等问题，说，“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要加强纪律性”。“还有一些问题也要解决，如落实政策。现在有好多政策没有落实”。他肯定地告诉大家，“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这些原则是不会错的”。他“希望我们总参谋部所有的干部，本着这样的精神团结起来，把工作做好”。“各单位要认真研究，把政策落实好”。他提出，要首先从我们北京的机关、部队做起。“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责任更大，三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

邓小平这篇气势不凡、风格凌厉的讲话，成为这一年他领导的各项工作的起点，是打响全面整顿的“第一炮”，也为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由于军队全面整顿工作，打乱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图谋篡党篡军的重要阵地，王洪文、张春桥利用其能够出席军委常委会议，握有军队事务指导大权的机会，竭力干扰破坏军委扩大会议。在讨论军委扩大会议的中心议题时，叶剑英提出：“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一次会议解决不了，中心是解决人的问题，也就是编制问题、压缩军队定额问题、干部问题。”王洪文提出，军委扩大会议第一项议题是政治思想工作。张春桥在发言中大谈理论问题，大谈商品、货币的关系问题。邓小平强调，军委扩大会议应集中解决军队的编制问题，以此达到整顿军队、加强战备、实现安定团结的目的。在讨论确定军委扩大会议的主题问题上，王洪文和张春桥的意见被否定了。

几乎就在邓小平发表第一篇关于军队整顿的讲话的同时，“四人帮”的重要成员、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私下对“四人帮”在上海的几个心腹交底说：“我最担心的就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

2月初，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取消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常委会，其成员还包括：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邓小平和叶剑英等几位老帅军权在握，这正是“四人帮”担心之所在。3月1日，身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的张春桥，在向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讲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时宣称：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因此，“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讲话中，张春桥还露骨地指责1972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并以“个人意见”表示，四届人大提出的那个“很宏伟的目标”，“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搞不清楚，仍然会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同日，姚文元在其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也歪曲地引用毛泽东1959年写的一段话，强调：“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更是在许多场合大讲反“经验主义”。

除在以上场合大造反“经验主义”的舆论外，江青、王洪文还在私下找一些人谈话，无端指责中央某些领导人“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于业务”，以此来攻击领导整顿工作的邓小平。同时，他们还借历史上王明路线的错误，影射、诬蔑周恩来。

对“四人帮”借反“经验主义”大肆攻击周恩来和广大老干部的阴谋，邓小平首先挺身而出，同江青等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4月18日，邓小平陪同刚从外地回京的毛泽东会见金日成同志。利用这个机会，他向毛泽东反映了江青、张春桥反“经验主义”的情况，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邓小平的看法。在这前后，邓小平还多次到医院与周恩来商谈，互通情况。

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转来的一份强调批判“经验主义”问题的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又指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据此，毛泽东要求将此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一议”。

几天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邓小平、叶剑英等带头发言，用事实揭露和批评“四人帮”自1973年以来屡次寻机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总理的卑劣行径。尤其对反“经验主义”问题，邓小平表现出极大的义愤，他说：“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www.daowen.com)

会后，受到批评的江青等人既惶恐不安，更怀恨在心。王洪文为此致信毛泽东，诬蔑说：“政治局会上的这场争论，实际上是邓小平、叶剑英他们把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讲出来，目的是要翻过去的案。”

与此同时，在医院的周恩来通过和邓小平及其他一些政治局成员的谈话，也了解到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将这些问题及个人意见汇报给毛泽东。

5月3日晚，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接到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召开会议的通知。是夜23时，政治局成员陆续到齐，周恩来也抱病从305医院赶到会场。

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此时，毛泽东双眼所患老年性白内障尚未治愈，看景物仍感模糊，但他思维依然敏锐，谈吐不减当年。他在讲话中一开始便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对批“经验主义”的文章（即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放过了”，并就此严厉批评“四人帮”；“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在谈到党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再次提及1931年在中央苏区发生的“邓、毛、谢、古事件”，并对邓小平说：“（当时）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随即，毛泽东加重语气，打着手势讲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这是毛泽东继1974年多次批评江青一伙以后，又一次指出“四人帮”及其宗派活动问题。

在毛泽东讲话时，江青倚仗她的特殊身份，未作一句检讨，并不时在会上插话，引起毛泽东的不快。他面色严峻，一句一顿地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第二天，周恩来在医院同正式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商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需在政治局内进一步批评“四人帮”。随即，他伏案写下书面意见，表示“同意小平意见”，支持由邓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

为确保开好批评“四人帮”的会，周恩来不顾身体极度虚弱，又亲笔致信中央政治局成员，提议应进一步讨论吃透毛泽东5月3日的讲话，尤其应搞清楚有人带头批“经验主义”的问题。对此，最早提出批“经验主义”的张春桥心怀鬼胎，发表异议说，周总理信中“有些话不确切”。周恩来毫不退让，以张春桥3月1日在总政讲话和三四月间军内各单位对张讲话的反应的事实，回击张春桥对反“经验主义”问题的狡辩。在铁的事实和周恩来的有力批驳面前，张春桥不得不有所收敛。

5月27日和6月3日，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毛泽东5月3日讲话，对“四人帮”进行严厉批评。会上，邓小平、叶剑英再作长篇发言，对江青、张春桥等人多次攻击、诋毁周恩来的做法逐一揭露，连发质问。邓小平以坚决的口吻说道，对这些问题，应当讲清楚，“不讲明白，没有好处”。

迫于形势，王洪文不得已作了一些“检查”。而江青等则拒绝检讨，甚至还试图否认“四人帮”存在的事实。

事后，当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时，毛泽东称赞道：“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他们几个人（指‘四人帮’）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指邓）、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最后，毛泽东满怀期望地对邓小平提出：“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坚定地表示：“在这方面，我有决心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