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2月，年近七旬的邓小平突然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于近期返回北京。当然，这也许已是一贯沉稳而不动声色的邓小平早在预料之内的事情了。几天后，邓小平携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车，离开伴他度过了整整三年多时光的江西南昌郊外的那座“将军楼”。

终于，历史叩开了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大门。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周恩来正式告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小平同志回京后的住所；并要汪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稿。

几经周折，周恩来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4月初，周恩来、邓颖超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夫妇长谈，并共进晚餐。

4月12日，周恩来、邓小平两人同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也就是开篇所描述的一幕。

之后，邓小平的全家也过上了安定和睦的生活。他的女儿毛毛是这样回忆的：

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家全部重新安定。邓林分配到北京画院从事绘画的本职工作，与有色金属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吴建常结了婚。至此，三个女儿的婚事都已完成，父母亲非常满意。朴方在301医院继续治疗。邓楠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工作。我和飞飞转到北京上学。我进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学习，飞飞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父亲恢复工作后，首先把老秘书王瑞林从江西中办干校调回北京，回到他的身边。后来又陆续把老警卫员张宝忠和老公务员邓型筠等人调回，加上从江西时就来了的公务员老吴，几乎所有的老工作人员都已回来。(www.daowen.com)

在花园村，原来我们家只住一栋楼的一个半边儿，但家里的人口实在太多了，根本住不下。一开始国管局只允许我们在周末人多时借住一下隔壁的那套，也就是临时在那里打打地铺。后来父亲恢复副总理的工作后，国管局干脆把整个一栋楼都让我们家住了。这样就宽敞多了。刚到北京时，花园村院子里，只有我们一家人住。后来李井泉解放后，也搬了进来，住在我们前楼。他们家人口也挺多的。我们两家的人都熟，大人孩子们常常相互串串门子，花园村的院子里一下子热闹了起来。花园村的这些房子，原来是准备给一些“新领导”们住的。没想到，新的“领导”一个都还没来，却让一些“打道回府”的老干部进驻了，也是一件有趣的事。

家里最宝贝的还是小孙女眠眠。爷爷指着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人说：“现在有了孙女，你们都不算什么了！”弄得我们挺不服气的。我的奶奶因为有了第四代，已经正式“晋升”为老祖祖。她总是护着眠眠说：“就她一个人小些嘛！”老祖祖向来以会带孩子闻名，她以前的格言是：“要想小儿安，常带三分饥和寒。”就是说带孩子吃饭不要撑着了，穿衣服不要捂着了，这样孩子才会健康。不过可能因为年纪大了吧，她把原来那些相当科学的喂养方法全都“废除”了。每顿给眠眠喂饭，老祖祖都会使劲地喂。其实，岂止是喂，简直就是使劲地塞。结果让这个小家伙长得又圆又胖的，手腕上都起了一圈小肥肉沟沟。妈妈则按一贯作风，凡事都要用科学方式。说要补钙，就把眠眠放在一个小竹推车上，天天推到院子里晒太阳。一个夏天过去，眠眠晒得黑黑的。妈妈又说，为了以后头发好，要剃光头。结果把一个原本挺斯文的小女孩儿，弄得圆圆的脑袋又光又黑又亮，活像个黑李逵。爷爷现在忙了，但是每天早上一起床，他就要去看孙女，好像进行什么朝觐仪式似的。

12月中旬，毛泽东终于下了决心，拍板定案：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高声说道：“小平同志是中央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小平同志进政治局，是给政治局添了一位‘秘书长’。”

毛泽东还当场送给邓小平八个字：“柔中寓刚，绵里藏针”。

12月22日，病势沉重而心情轻松的周恩来，用他那不很灵活的右手，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的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