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4月12日晚7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周恩来总理正主持盛大宴会，热烈欢迎刚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

这本是一次正常的外事活动，可就在这次宴会上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使在场的众多中外来宾都感到惊讶不已。

邓小平，这位在六年前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引人注目地出席了今天的晚宴，其公开身份是“国务院副总理”。

一位有幸参加这次不寻常宴会的东欧记者，事后曾这样描述他眼中的奇特人物：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邓只身孤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曾剥夺了邓的一切权力；而那边，则是政治的牺牲者，他现在又站在象征权力的大厅内，并且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双方能互相揣度些什么呢……”

第二天，世界的许多新闻媒体对邓小平重新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都大加渲染。一时间，邓小平成了海外评论中国问题的“热点”。西方一家杂志还送给他一个雅号——“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

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无疑是毛泽东的最终决策。

1972年8月3日，在江西南昌郊区被“下放”达三年之久的邓小平，再次亲笔致信毛泽东，一方面继续批判林彪罪行，同时也向党中央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的要求。

8月14日，毛泽东就该信批示周恩来，指出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

1975年5月，邓小平访问法国时，专程去了当年他在法国留学的地方，在老住所前留影

然而真正能够洞悉并把握这个“实质”的，便是当年与邓小平同在法国留学的战友周恩来。

周恩来当天就把这个批示印发给了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应付“文革”的风风雨雨，周恩来早已身心交瘁，迫切希望这位老战友能出来和他一道共撑危局。

了解邓小平，周恩来要比毛泽东早，因为在法国他们曾共住一间屋，同吃一锅饭。1980年8月，邓小平在同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曾无限深情地追念起他与周恩来的不同寻常的交往。他说：“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一生中经历过无数磨难的邓小平，是极少用这种感情色彩很浓重的语言来表达对所尊敬的人的看法的。也许，周恩来是唯一的例外。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邓榕）在她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提到：“我问过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父亲深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www.daowen.com)

毛毛接下来写道：

“是的，在法国的两年，在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年月，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革命战争中，在建国后的党和国家最高机关中，直到周总理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吐出最后一息，父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

正是这种战友之谊、兄弟之情，把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患难相依，生死与共。

1969年秋，党的九大开过不久，党中央对在京的老同志作出统一“战备疏散”的安排。其中，决定将仍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及其家人安置在江西，让邓在有限的范围内半劳动、半休息。

10月18日、19日，就在林彪“一号命令”下达的同时，周恩来接连从北京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对邓小平一家的安排作出特别指示和交代。他首先否定了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原拟将邓小平安置赣州的意见，指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且又是山区，生活条件较差，故将邓一家安排在这里不妥。随后，周恩来提出具体建议：应选择南昌市郊为宜，所住房子也应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是邓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并且最好是独门独院，既能出来散步，又能保证安全。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江西省革委会撤回了原来的安排，最后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位于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某步兵学校一套校长（少将）的住宅（通称“将军楼”）内，其条件基本符合周恩来提出的那些“建议”。而邓小平“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也离其住处不远。

一直等到江西省革委会的“修改方案”完全落实，在北京的周恩来心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同年10月20日，邓小平夫妇等乘飞机离京直飞南昌。从此开始了半劳动、半读书的“谪居”生活。

打这以后，为国内外纷繁事务缠身的周恩来，便一直念念不忘“下放”到千里之外的邓小平一家。

一年后的1970年秋，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林彪一伙为抢班夺权而大闹庐山。为此，毛泽东写下《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揭露了林彪集团的篡权阴谋。

庐山会议期间，实际上起着“秘书长”作用的周恩来异常忙碌、紧张。陈伯达等人事发后，周恩来曾连续工作达三十多个小时未合眼，终因过度疲劳导致心脏病发作，在场医务人员立即进行抢救。

然而，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中，周恩来却想起了住在离庐山不远的邓小平——这位23岁就担任中央秘书长的办事果决、举重若轻的老战友！

一天，他对身边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说：“这里（指江西）现有我两个熟人呢！一个是你的同行，她叫郑淑云（即周总理保健护士，当时在卫生部江西‘五七’干校）；另一个是我的同行，叫邓小平，现在南昌附近住。一个‘郑’，一个‘邓’，两个‘耳刀’嘛！”

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羽翼丰满、权力炙手可热的1970年秋天，周恩来竟直呼还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是“我的同行”！可见邓在周心目中所占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