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柏坡，周恩来成了最忙的人，他要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大量的命令和电报，随着战场瞬息万变的情况，他还要及时下达调整方案，对各大军区和野战军的组织和人选作相应的调整。据身边的同志回忆，他在那段时间的睡眠最少，席不暇暖。他参与各战略区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决策，对许多战役都曾以电报作出指示。他起草的指挥作战的电报，最多时一昼夜达22份。

其实，周恩来投身革命后长期日理万机，在重大历史关头多少天日夜不眠。1931年4月，负责保卫的特科领导顾顺章叛变，为了安排上海的中央几十处机关和几百人迅速转移到新秘密住址，周恩来连续几个日夜奔忙，眼睛熬得通红。过去他从不抽烟，这次也破例向身边的陈养山要了一支，只抽了几口就呛得直咳嗽。

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周恩来就因坚韧耐劳被党内同志称为“革命队伍里的一头骆驼”。他自己却说：“不，我只是一只小毛驴。”

其实周恩来何尝不需要休息，他曾说过：“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面对纷繁残酷的战争，面对别人无法代劳的难事，他不能不事必躬亲。

在西柏坡，令周恩来感到欣慰的是，他的作战指挥场所的条件有了改善。据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童小鹏回忆：

“这一时期，战役战斗的规模大了，指挥作战也需要有较为正规的场所。为适应指挥重大战役的需要，在靠近朱德、周恩来的院内，由行政部门建了一栋五间宽的军委作战室。这是中央和军委机关最大的办公室。由于前委、工委、后委的参谋人员十来人都集中了，作战部就分为作战、情报、战史资料等科，都围着几张大木桌，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四周墙上挂满了各个战场的军用地图，值班参谋将每天敌我军的位置用蓝色和红色的小旗子插在地图上，朱德、周恩来、杨尚昆（叶剑英到石家庄办军校去了）经常到这里向参谋们了解敌情和战况，同他们研究作战方案。”“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军委作战部的同志们，以严肃、紧张、准确、有效的工作作风完成了任务。他除了每天将战况用书面报告毛泽东外，还经常到毛泽东的平房里当面报告、商谈。毛泽东有时也走到周恩来的小办公室里商谈战局。”

那时、军事上的问题，主要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解决。毛泽东是挂帅的，周恩来参与决策并具体组织实施。除了军委作战部外，周恩来还有个小作战室，由张清化任主任，相当于他的军事秘书，每天根据局势的变化负责标图。周恩来常到军委作战室了解情况。他对敌我双方的战争态势、兵力部署、部队特点、战斗力强弱，甚至国民党方面指挥官的简历、性格等，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有了什么情况，周恩来总是先仔细地核实并弄清，然后向毛泽东报告。两人经过研究确定对策后，多数由毛泽东起草文电，少数由周恩来起草，而所有军事方面的文电都经周恩来签发。张清化回忆说，发送军事方面的文电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议后发，有了情况，书记处几个领导人共同商议，然后由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文电发出。二是阅后发，由于军情紧急，来不及一起商议，由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好文电，再送其他领导人传阅后发出。这种状况是比较多的。三是发后阅，由于情况紧急，刻不容缓，为了争取时间，由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好电文先发出，再送其他领导人传阅。

如何进行第三年的解放战争，如何迎接即将开始的战略决战，这是摆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面前一大重要课题。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商议。正式会议9月8日至13日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以及其他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和中央军委重要工作人员共32人，这是中央自撤出延安后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会议先由毛泽东报告有关军事问题。

周恩来在13日的会议上作了关于第三年军事作战计划与军队建设的长篇发言。他说：“这个计划是根据两年来的经验，谨慎的估计，很有实现可能。如果给蒋介石的打击很严重，加上财政经济崩溃，内部倾轧，蒋介石可能垮得早些，胜利来得快，我们也应有此准备。当然，也有可能遇到曲折，时间就长一些……”

关于解放战争第三年的军事要点，他说，首先，“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把战争负担加到敌人身上，“并且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第二，“今后仍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则可能增多”，使“攻坚与野战互相结合”。第三，增强各战场的战役上的协同和配合。第四，做到后勤供应统一计划与相互配合。第五，“军事组织逐渐走向正规化、集中化”。他说，在第三年的作战计划中，全国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线，各战场上的战役协同增加了，战争的计划性更增加了。

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他也提出了新的重要课题。

关于“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周恩来留下了珍贵的手稿。手稿是个提纲，共分八个部分：一、战略方针，二、作战计划，三、军队建设，四、后方勤务，五、干部训练，六、政治工作，七、克服军队无纪律性，八、军委在部队走向正规的过渡时期的准备工作。

对于东北战场的战略方针，周恩来在解放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中写道：全国以中原战场为中心，东北战场“如能控制和消灭多数敌人，敌必将逐渐失去在中原战场上的机动”。“一年内我东北野战军及华北二、三兵团如能大量歼敌，肃清北线除平、津、沈以外的各大据点，则东北、华北便可打通，东北敌人增援中原的可能便将减少”。这里表达了两个思想，一是消灭敌军在东北，二是控制敌军，使其不能增援中原。

确定首先打东北后，我军进攻的主要方向首先应选在哪里？东北的敌人被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地区内，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军委确定首先攻取锦州，以调动长春、沈阳之敌援锦，然后在锦州、山海关、唐山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东北国民党全军就地消灭。同时，攻占锦州，也就切断了敌人东北与华北两个军事集团的联系，切断了东北向华北撤退的通道，将东北敌军封闭在东北各个歼灭。

可是，林彪一直主张先打长春。1948年5月下旬，他集中两个纵队试攻长春，没有奏效，改成长围久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一再来电要部队南下北宁路，先打锦州，林彪犹豫不决。7月间东北局常委开会，决定南下作战。东北野战军各纵队纷纷南下，包围锦州及外围据点。

10月2日晨5时半，周恩来代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等电：“你们应靠自己的力量对付津榆段可能增加或出关北援之敌，而关键则是迅速攻克锦州，望努力争取十天内外打下该城。”

可就在这一天，林彪接到葫芦岛蒋军增加4个师的情报，动摇了打锦州的决心。他不同任何人商量，于当晚22时，以林罗刘的名义，向中央军委发出加急电：“提出锦州如能迅速攻下，仍以攻锦为好；但强调长春比前好打，想回师打长春，要军委考虑。”

10月3日早晨，罗荣桓从参谋长刘亚楼口中知道这件事，又气又急，立刻拉着刘亚楼到林彪住处。见到林彪，他克制激动，问道：“总司令给军委发电报，考虑回师打长春？”

“是的，”一贯独断专行的林彪，不觉得自己有错，“关内敌人增派四个师海运葫芦岛。葫芦岛有10万援军，锦州城里8个师敌人，工事坚固，不是短时间能拿下的，援兵不一定堵得住，我们会陷于被动，不如回师打长春。”

“现在几十万部队拉到辽西，义县刚打下，锦州外围敌人肃清了，部队情绪很高，忽然不打了，干部战士会怎样想？”罗荣桓严肃地问，“打锦州的作战方针，是经军委和毛主席批准的，怎么可以随便变更？”

“我是向军委建议，两个方案请军委考虑指示嘛！”林彪说。

“电报中强调打锦州困难，强调打长春有利，显然想回师打长春，我看军委不会同意。”罗荣桓肯定地说。(www.daowen.com)

林彪坐不住了，站起来踱着步，问刘亚楼：“参谋长，你的意思呢？”

“我同意政委的看法，还是打锦州好。”刘亚楼回答。

林彪感到不妥，叫秘书去追回那份电报，秘书回来报告，电报已经发出去了。

“怎么办？”参谋长问。林彪不吭气，罗荣桓回答说：“不要等军委回电，我们重新表个态，说明仍然按军委指示办，打锦州。”

林彪不动。刘亚楼请罗荣桓拟电稿。罗荣桓当场写好，林彪过目时，把“前电作废”和检讨词句删掉，以林罗刘名义签发。

电报说：“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们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之可能，至少能歼敌一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

电报是3日上午9时签发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军委领导同志看到，已是4日凌晨1时半。在这之前，由毛泽东拟稿于3日下午5时和7时，接连发来的两封电报，批评回师长春的错误想法，分析打锦州的有利条件，要求迅速打下锦州，只要打下锦州，便取得战役上的主动权，迁延过久，有处于被动地位之危险。

刘亚楼看了军委来电后说：“果然挨批了！罗政委的意见还是正确的，幸亏又发了电报。”

由于罗荣桓的及时劝阻和毛泽东、周恩来的批评，林彪坚定了攻锦州的信心，立即指挥攻击部队勇猛冲杀，打援部队顽强堵击，经过31个小时的激战，我军于10月18日解放锦州，歼敌12万人。

锦州解放后，周恩来立即起草了中央贺电，这次贺电与往常的贺电不同，往常都用中央军委的名义，这次用的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可见中央对首先攻击锦州和取得锦州作战胜利的重视。人民解放军攻克锦州，使东北战局发生了急剧变化。10月15日，蒋介石再次飞抵沈阳，严令长春守军向沈阳突围。长春守军中第60军军长曾泽生于17日起义，使我军控制了长春东城，接着新7军官兵也纷纷投诚。18日，周恩来起草中央军委致东北局并林彪、罗荣桓电，要他们对曾泽生“开会表示欢迎”。19日，郑洞国率余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

10月18日蒋介石第三次飞到沈阳时，部署了“总退却”。他确定，主力廖耀湘部夺取锦州，打开通往关内大门，另以一部抢占营口，以待廖耀湘攻锦州受阻时，从营口上船由海上撤退。

10月20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等电，提醒林彪等“必须估计到沈阳敌人在受锦州、长春两处惨重失败的打击下，有选择依现态势西退或转向营口由海路撤退的两种可能，如此两种可能均告失败或无法实现，则只有退集沈阳，依靠空运撤退一部”。

这封电报，对敌情估计十分准确。辽沈战役后一段的发展，与这封电报的估计完全一致。

廖耀湘兵团在接到蒋介石指令后，即向锦州方向出动。人民解放军于10月20日下达了全歼东北敌军的政治动员令，在黑山、大虎山组织了强有力的阻击，并乘敌混乱展开大规模的围歼战。28日拂晓，全歼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及特种兵部队共10万人，包括号称蒋介石“五大主力”的新1军主力和新6军全部，俘虏廖耀湘，取得了辽沈战役的决定性胜利。

东北战场廖耀湘兵团被歼后，卫立煌匆忙从沈阳乘飞机而走，东北敌军已无招架之功。东北野战军分两路，一路解放沈阳，一路向营口急进，截敌退路。11月2日，沈阳解放。同一天，解放营口。至此，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辽沈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和傅作义对于平津地区的守军是南下还是西撤举棋不定，明争暗斗。

9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军委致华北、东北有关领导同志的电报，说傅作义“正徘徊于平、张、津、保之间，对坚守平、津或西退绥、包，似尚未下最后决心”。为了抑留傅作义部队于平、津、张、保地区，命令华北第三兵团西开协同第一兵团攻太原后北返，华北第三兵团停止执行围攻归绥计划，以防傅部西退，等待东北野战军入关共同夺取平、津。这月上旬，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扩大原定的淮海战役作战规模，并指示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协同作战。

1948年11月17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央军委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在我胜利威胁下，蒋匪必将考虑其长江防线问题”，而“蒋匪嫡系24个师从华北海运江南，是蒋介石今天惟一可以使用的机动兵力”，“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24个师及傅系步骑16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也便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电报要东北野战军考虑改变原定的休整到12月末的计划，提前进关。

18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东北野战军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进关。29日，平津战役开始。12月中旬起，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导平津前线领导人开始同傅作义派来的人员进行谈判，基本原则是争取敌方放下武器。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至此，蒋介石国民党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15日，天津解放。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一环扣一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地向前发展，构成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一幅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画卷。

作为这三大战役的正副指挥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将永远地载入史册。

当历史的车轮呼啸着驶入1949年的时候，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已确定无疑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又要率领全党、全国人民，投入到缔造新中国的伟大而艰巨的斗争之中。新中国成立后，久经沙场的元帅徐向前又接过总参谋长的重担，而等待周恩来的是另一副更重的担子——政务院总理。人们对他的称呼也由“周副主席”改为了“周总理”，没有想到他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生命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