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有这样的总结：“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可能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此话有些极而言之，不过看一下从创建共产党、夺取政权到“文革”的漫长历程，人们也会感到，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与实干家周恩来的结合，的确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幸，也是中国人民的大幸。

从撤离延安到落脚西柏坡，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广阔的中国大舞台上，指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这次合作是他们最成功的合作。毛泽东擅长宏观把握战略全局并经常有出奇之想，周恩来则善于将其在各个微观细节具体落实。他们的合作，是和而不同、差异互补。

当国民党进攻延安的炮弹落在了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面，把土地炸了一个大坑，飞起的弹片还把附近的一棵大树的树皮都炸掉了时，毛泽东一如既往，照常坐在窑洞里批阅文件。警卫员从外面拣回两块弹片递给毛泽东看，并焦急地劝他赶快撤离延安。可是，毛泽东接过弹片，在手上掂了掂，轻轻地敲着说：“嗬，真是块好钢呀，还可以打两把菜刀嘛！”当敌人逼近了延安，周恩来焦急地再次请毛泽东动身时，毛泽东却一身轻松地说：“好吧。现在还有点时间，咱们吃了饭再走。”吃过晚饭，傍晚6时，毛泽东得知群众、干部机关已全部安全转移了，才和周恩来等一行人离开王家坪，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

1973年6月9日，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客人访问延安

这就是毛泽东，泰山崩顶眼不眨！

临上汽车前，毛泽东双手握着前来送行的彭德怀的手说：“你的担子很重，要谨慎用兵，出奇制胜。天空黑下来就预示着黎明在即。我们走后，你要检查一下群众纪律，把延安打扫得干干净净，迎接胡宗南进来，这叫有客不容怠慢。”说完之后，互道保重。19日清晨，胡宗南部队占领了延安，立即给蒋介石拍电告捷。蒋介石见到电报后，忘乎所以，欣喜若狂，20日便回电嘉奖。其实，胡宗南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城，根本无法知道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首脑和解放军主力转移的踪影。胡宗南命令其主力部队气势汹汹地向延安西北方向推进，力图寻找西北解放军主力决战。

这时，彭德怀指挥部队主力一直隐蔽在敌人背后的另一侧。胡宗南侵占延安后不到一个星期，他们突然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打了一个伏击战。这一仗，一举歼灭胡宗南部2 900多人，活捉旅长李纪云。这是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的第一次大捷。

得到消息，毛泽东十分高兴。这次战役后，前线部队准备拿出一部分缴获的卡宾枪等，将中央警卫战士的武器更新一番。但毛泽东和周恩来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坚持把新式武器送到前线，警卫战士仍然使用旧的。

3月26日深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绥德以南的清涧县北面的小山庄枣林沟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和中央领导人是否留在陕北等问题。参加会议的除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外，还有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会议讨论得很激烈，一直开到27日中午。

会上，毛泽东力排众议，坚持留在陕北。

他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这样，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就能好好地打胜仗。”

毛泽东在会上也不同意给陕北增加部队。他说：“不能再调部队了，陕甘宁边区巴掌大块地方，敌我双方现在就有几十万军队，群众已经负担不起。再调部队，群众就更加负担不起了。”毛泽东考虑问题总是从人民的利益着想。

会议最后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叶剑英、杨尚昆在晋西北地区，负责中央机关的后方工作。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这一着棋是许多人所未料到的。人们不能不对他们的安全感到担心。警卫战士们对此也纷纷议论。周恩来听到后，便问他们：“你们见过大海吗？”接着，他说，“航船在大海上遇到风暴，舵手坚守岗位，沉着驾驶，会给全船的人带来无穷的力量，这是战胜风暴的决定因素！”

事实的确如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坚持留在陕北，不仅牢牢地吸引住了胡宗南这支敌人的战略预备队，减轻了其他战场的压力，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而且对鼓舞各解放区军民的斗志，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进而夺取胜利，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毛泽东命令中央机关人员，按照军事编制组织起来。为了统一指挥，成立一个司令部，下属四个大队和中央警卫团。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叶子龙为参谋长。周恩来提议：“为了保密，每个人都应该起个代号。”

毛泽东表示赞成，笑着说：“我们一定得胜，我就叫李德胜。”（“离得胜”的谐音）

周恩来接着说：“革命事业必定成功，我叫胡必成。”(www.daowen.com)

任弼时说：“我叫什么名字好呢？”

毛泽东说：“你是支队司令，就叫史林。定一同志是政委，就叫郑位吧！”

就这样，毛泽东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德胜。后来，毛泽东的两个女儿也姓李。

1947年4月1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率部转战到安塞县的王家湾。这个小山村，只有十七八户人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住在贫农薛老汉腾出来的两孔半套窑里。一盘土炕、一张破桌、一个树墩，便是他们住宿、办公的用具。

到王家湾后，周恩来就成立了一个军事小组，有五六个参谋主管作战方面的工作，直接受周恩来指挥。他们不仅指挥着陕北战场的作战，而且指挥着全国战场的作战。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代总参谋长的周恩来事实上成了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得力副手。据当时担任作战参谋的张清化回忆说：“在这个阶段，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周副主席在军事上是党中央、毛主席完全不能缺少的得力助手，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军事组织者和指挥者。当时他运筹帷幄，出谋划策，深得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和全军的拥戴。凡是党中央研究、毛主席下了决心以后，具体的组织布置和如何执行等都是周副主席具体来抓的。无论前方或后方，无论是后勤供应或部队调动，总离不开他的具体的组织指挥。”

邓颖超也曾说：“恩来同志在陕北时实际上是总参谋长。许多作战方案，包括以后朝鲜战争时期的作战方案，都是他先拟好了送给主席看，由主席批，或者他先找主席请示，谈好后，由他再来贯彻。”这确是事实。

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在王家湾住了近两个月。在这段时间里，由于他们的指挥，西北战场及山东和全国其他战场都是捷报频传。

当时，胡宗南的几十万人马，杀气腾腾，四面围剿，狂妄叫嚣要不惜一切代价活捉毛泽东。

毛泽东根据胡宗南急于和我军主力决战的心理和敌强我弱的特点，制定了一套“蘑菇战术”，来对付志大才疏的胡宗南。青化砭战斗后，当胡宗南发现西北解放军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就由安塞扑向延安以东。这时，西北解放军主力已转移至榆林坪一带隐蔽休整，只派出一小部分部队和敌人“蘑菇”。当胡宗南的数万大军在延川、清涧、瓦窑堡（即子长县）一带兜了400多里的大圈子，企图稍事喘息之时，我军又于4月14日在羊马河地区进行伏击，全歼由瓦窑堡向蟠龙前进的敌军135旅计4 700余人，又活捉敌旅长麦宗禹。胡宗南对此大伤脑筋！

4月下旬，蒋介石错误地判断中共中央及西北解放军主力正在东渡黄河，命令胡宗南部迅速沿咸（阳）榆（林）公路北进，第22军由榆林南下，企图夹击歼灭西北解放军于葭（佳）县、吴堡地区，或逼迫西北解放军东渡黄河。西北解放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彭德怀指挥下，以一部佯装主力，诱敌主力北上，而集中4个旅秘密南下，袭击重要补给基地蟠龙镇。5月2日，对蟠龙镇守敌发起攻击，经两天三夜激战，全歼敌军6 700余人，俘敌旅长李昆岗，缴获夏季军装4万多套，面粉12 000多袋，子弹百万余发，骡马千余匹，药品无数，解决了解放军衣、食、弹、药缺乏的问题。

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狠狠打击了胡宗南进攻陕北时那种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陕甘宁边区军民胜利的信心。5月9日，新华社发表了经周恩来修改的评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辛辣地指出：“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牌胡宗南，现在在陕北卡着了，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胡宗南现在是骑上了老虎背。”“不到两个月，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饭桶。”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

就在他们走后不到一个月，西北解放军收复了延安，延安又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

从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时间总共一年零五天。在这一年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从重点防御转入全面进攻。战争形势发展之快，几乎是出人意料的。

毛泽东曾说过：“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指挥了全国的战争。”

随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河北省西柏坡村，在更加宽阔的舞台上，指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