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底，国民党军组织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围剿”军分左、中、右三路，其中由蒋介石嫡系十二个师组成的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约16万人，陈诚为总指挥。红一方面军辖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和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军，总兵力约7万人。

大敌当前，在没有毛泽东参加指挥的情况下，周恩来和朱德继续领导红一方面军在前方作战。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电告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令红军先攻占南丰，并乘胜威胁南城、抚州。

2月9日，周恩来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由黎川附近的集结地区向南丰开进。12日，完成对南丰城的包围。傍晚，红军对南丰的国民党守军发动进攻。

陈诚得知红军进攻南丰，一方面命令在南丰城内的国民党军第8师凭城固守，另一方面急令所属的各个纵队迅速向南丰增援，企图在南丰城下合围红军。

一九六○年十一月五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在首都机场

红军攻南丰，激战一夜，夺得敌军在城外的大小堡垒十几个，但是城外还有20多个堡垒在敌人手中，这些堡垒十分险要，堡垒后边又是开阔地。已经夺得的堡垒离城还远，城墙上有炮楼。这一夜激战中，红军损失三百多人，缴获不足一营，红三军团牺牲了一个师长两个团长。到了白天，周恩来等察觉敌军在城外的一个团撤回到城内，并且断了浮桥，说明敌军是要固守待援。同时，得知敌军增援部队正分三路向南丰开来，从南城开来的有两个师，从宜黄开来的有一个师，从乐安开来的有两个师。

在这一情况下，周恩来和朱德果断地采取措施，把原来的强攻南丰改变为佯攻南丰，决心先消灭增援部队。红军由南丰城外撤退，以红11军伪装红军主力，在里塔圩和新丰街之间东渡抚河，向黎川前进。红一方面军主力却秘密地转移到中央苏区的前沿东韶、洛口地区，寻机歼敌。

陈诚受到迷惑，以为红军主力到黎川方面去了，就命令第2、3纵队向黎川前进，寻找红军主力决战。敌第1纵队为了配合行动，罗卓英在2月24日亲率第11师由宜黄南下黄陂，李明的第52师和陈时骥的第59师由乐安向东南推进，准备到黄陂与第11师会合，然后奔袭广昌、宁都，截断红军主力退路。

周恩来、朱德等在东韶开会商议，认为敌第52、59两师已经暴露在红军面前，与敌第2、3纵队距离很远，处于孤立状态。黄陂山高路窄，地形险要，是打伏击战的好地形，决定在黄陂打伏击歼灭这两个师。25日，周恩来、王稼祥发出给各军团的指示说：“蒋介石大举进攻的部队已向着苏区开动了，决战就在这两天开始。这是连续残酷的战斗，应号召全体红色军人以最大的决心与勇气争取第一仗的大胜利，给反革命的进攻以迎头痛击。”指示规定了政治工作的十五点要求。26日，周恩来和朱德发出进军命令：“我方面军拟于27日，以遭遇战在河口、东陂、黄陂以西，东坑岭、固岗、登仙桥以东地带，侧击并消灭乐安来敌。”红军分为左右两翼队，平行北上，包抄敌军。

这一天，部队到达指定地点，隐蔽在深山密林之中，由于群众条件好，没有走漏一点消息。朱德指示部队要特别注意隐蔽，不能过早暴露。周恩来说：这是这次战斗成败的关键，告诉战士们要沉得住气，放手让敌人往前走，东边还有我们的部队，敌人是跑不了的。

27日上午9时多，远处人喊马嘶，敌人过来了，军官还坐着轿子。敌人过去了四个团，最后是辎重部队，后边还有一个团掩护。等到他们全部进入伏击圈，红军一声号令总攻，顿时枪炮声天崩地裂，震动山岳。敌军大吃一惊，不知所措，顿时丧失抵抗能力，东奔西突，想夺路逃跑。红军发起冲锋，展开捉俘虏竞赛。经过三个小时，敌52师师部和154旅的一个团被歼，师长李明受重伤被俘后死去。第二天，红3军团将这师的前卫部队155旅歼灭，接着，又在红1军团协同下将敌154旅主力歼灭。敌第52师全军覆灭。同时，敌第59师进入了红军右翼队的伏击圈，红5军团、22军、12军冲下山去，将这师截成几段，大部歼灭在黄陂、霍源地区。师长陈时骥率残部逃向乐安，被红军左翼队歼灭，陈时骥被俘。

这次战斗，歼敌两个师，俘敌师长两人、官兵万余人，缴枪万余支。敌人把武器弹药丢得满山满谷，许多新式武器和望远镜还没有开箱就被红军缴获了。附近几个县派了很多农民来帮助红军打扫战场，搬运战利品，搬了一个星期才搬完。

黄陂战斗发生，敌军第2、3纵队赶紧改变方向，由南城、南丰地区日夜兼程赶来援救，企图夹击红军。红军为了争取主动，避免被敌军所围，从3月2日起陆续撤离战场，转移到小布、洛口、东韶地区，准备下一次战斗。4日，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说：“我军拟俟集中后，仍选敌一翼于运动战中消灭之。”

陈诚部队两个师被红军歼灭后，仍想找红军决战，但是在苏区军民严密封锁消息的情况下，摸不清红军的去向。鉴于原来“分进合击”的方针失利，敌军调整了部署，改为“中间突破”，将原来的三个纵队改为前后两纵队：原第2纵队为前纵队；原第1纵队剩下的萧乾的第11师和第3纵队的第5、9师为后纵队。周恩来和朱德为了迷惑敌军，3月16日命令红11军向广昌开进，以吸引并抑留国民党军前纵队，红军主力则在隐蔽地待机侧击国民党军后纵队。16日，敌军前后纵队一字长蛇地由黄陂、东陂地区向广昌方面前进，企图攻占广昌，求得歼灭红军主力。(www.daowen.com)

广昌地区的红11军，在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配合下积极活动，以拉大敌军前后两个纵队的距离。陈诚误认为这就是红军主力，立即命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并将后纵队的第5师也配属前纵队指挥。到20日，敌军前纵队进至甘竹、罗场、洽村一带；后纵队的第11师进至草台岗、徐庄一线，后边是第59师的残部，第9师进至东陂附近。这时敌军前后两个纵队之间的距离，已经拉开近50公里，出现了对红军有利的战机。

3月20日，周恩来和朱德签署了红一方面军作战命令，指出国民党军后纵队第9师将到东陂，第11师将到草台岗、徐庄附近，要各军团各军立即做好战斗准备，“于21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岗、徐庄附近之11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

对于敌军的一字长蛇阵，周恩来、朱德仍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不打头，不打尾，集中红军主力从侧面打它的腰部。出击的队伍仍分为左翼队和右翼队，左翼队有红1军团和红21、22军加独立第5师，右翼队是红3军团、红5军团。左翼队由西北向东南攻击，右翼队由西南向东北攻击，红5军团还有钳制东陂之敌和防止敌前纵队回援的任务。

20日晚，红军各部先后进入攻击位置。这时，敌第11师到达徐庄以南地区，第59师残部到雷公嵊附近，第9师在东陂掩护。当地山路崎岖，行军困难，第11师就地露营，不久，其前卫部队同红军第5军团一部接触，全师转入就地防御。

21日拂晓，周恩来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向进入草台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第11师发起攻击，以一部兵力钳制东陂地区的敌第9师，切断该师与第11师的联系。聂荣臻和林彪督促红军按命令规定的时间出发，拂晓已向敌军占领的黄柏岭前进。黄柏岭是紧临草台岗的制高点，高约五六百米，不攻下黄柏岭即无法攻下草台岗。红军冲锋肉搏，发起猛攻，敌军第11师居高临下，凭火力进行顽抗，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敌人的飞机来助威，到处扔炸弹。聂荣臻和林彪等在前沿阵地指挥，也被炸弹的气浪推倒在地。他们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指挥战斗。下午，红军终于将黄柏岭上的敌人第11师解决，守敌两个团在突围中也大部被红军歼灭。右翼队红军攻占了龙咀寨阵地，歼敌约两个团。至此，敌第11师大部被歼。

在红军攻歼敌第11师时，罗卓英督令敌军第59师残部和第9师一个团积极进行援救，在雷公嵊南端和大排地区遭到红军严重打击。第11师被歼以后，敌军各部队纷纷后撤，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就基本被打破了。

这次草台岗战斗，消灭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即陈诚赖以起家号称没有打过败仗的国民党军第11师（只逃走了不过一个团的兵力），师长、旅长、参谋长分别被击伤，三个团长被击毙。旅长黄维坐着担架逃出了根据地。

总计黄陂、草台岗两仗，共歼灭蒋介石嫡系部队三个师，俘虏敌人一万多人，缴枪万余支，并缴获新式机枪三百挺，大炮四十门，创造了红军战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

听到消息毛泽东很高兴。他在当年的《红色中华》第97期上写文章称之为“空前光荣伟大胜利”，给了蒋介石以“最致命的打击”。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时曾经对埃德加·斯诺说：“1933年，南京开始第四次，也许是败得最惨的一次‘围剿’。这一次红军第一仗就把敌两个师解除了武装，俘虏了两个师长。敌第59师被部分消灭，第52师被全部消灭。”“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国民党第11师，接着也被消灭，几乎全部被缴械，师长受了重伤。这几仗构成了决定性的转折点，第四次‘围剿’随即结束。”

当国民党军第52、59师在宜黄、乐安一带被包围时，粮弹均绝，蒋介石派飞机向两师投送子弹。这两个师覆灭后，蒋介石给陈诚发“手谕”说：“惟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周恩来和朱德在领导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过程中，吸取了前三次反“围剿”战争的宝贵经验，坚持毛泽东的正确的作战原则，发挥红军的特长，主张用运动战辅之以游击战来打破敌人的进攻，而反对阵地战、攻坚战和堡垒战，并曾就作战方针和战役部署等问题向后方中央局进行过多次抗争。周恩来所坚持的虽然和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基本一致，但作为军事家的周恩来，也有他自己的创造，红军首创大兵团伏击战法，连续歼敌3个师，缴获枪支万余。

5月8日，临时中央决定中革军委从前方移到瑞金，在前方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1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1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这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洛甫（张闻天）等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其后中共苏区中央局与中共临时中央合并，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

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央指示，发布了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命令指出：1927年8月1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这一起义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为了纪念南昌起义与红军成立，特决定自1933年起，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这一决定。

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2月3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是朱德，另一副主席是王稼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