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9月18日，周恩来总理在江西南昌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

9月10日，周恩来和彭湃率一团起义军占领上杭。19日，占广东大埔县的三河坝。在三河坝，起义军实行分兵，由朱德率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一部留守三河坝，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主力进军潮汕。23日进潮州，24日驻汕头。

在潮汕，起义军因为筹办军饷，延宕到26日才向揭阳集中，而这时，敌人重兵乘起义军进潮汕之机，抢先占领了揭阳、汤坑一带有利阵地。起义军入广东时共有兵力约10 700人，这时二十五师约3 000人留在三河坝，第二十军第三师约1 000人留守潮汕，只有6 000多人的兵力进攻敌人。面对三倍于已的敌军，起义军虽然作战勇敢，终因连续苦战，疲惫不堪，未能获胜，而另一路敌军已绕道后背，进占潮州。9月30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议，决定放弃汕头，向普宁及海陆丰撤退。10月3日，他和贺龙、叶挺等到达普宁县的流沙。周恩来在这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宣布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土地革命，决定武装人员去海陆丰帮助农民开展斗争，自己随部队行动，其余领导人分别转往香港或上海。

这时，周恩来正患恶性疟疾，连日发高烧，病势沉重。在当地中共组织的掩护和叶挺、聂荣臻的扶持下，乘小船到了香港治病。起义军余部，在颜昌颐、董朗率领下进入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军会合，组建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留守三河坝的起义军，在朱德指挥下与国民党军钱大钧部激战后突围转移，然后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赣、粤边，到湘南发动了年关起义，红军队伍扩大到万人，最后上井冈山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起义军南下虽然失败了，但南昌起义是胜利的。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历史。

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为米夫、王明所控制，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忍辱负重，尽力维护党的统一和生存。毛泽东再一次走了，周恩来没有能挽留住他

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为米夫（共产国际代表）、王明所控制。在党内，王明压制周恩来。周恩来曾经向远东局诉说，但是王明有共产国际东方部作后台，他的诉说毫无效果。

周恩来曾愤然提出过辞职但未获允准。周恩来服从组织决定，继续工作下去。处于万分痛苦中的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忍辱负重，维护了党的统一和生存。

虽然，周恩来被继续留任，实际上是处于留职察看的境地，处境十分艰难。

周恩来极力保持住他所领导的中央军委、特科和交通机关，不使王明派人打进来。例如王明曾经要派一个黄埔生黄第红到中央军委工作，而这个人实际上暗中已同蒋介石勾搭上。周恩来通过情报系统截到了黄第红给蒋介石的效忠信，拿给王明看，王明才没有话说。

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在南京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共产党员钱壮飞得知后立即派人报告中央。周恩来在陈云等协助下果断地采取紧急措施，安全转移了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全部机构，国民党企图一举破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计划落了空。接着，躲住在周恩来寓所的向忠发，不听周恩来的劝告，擅自外出，被国民党逮捕。周恩来正在设法营救，却得到消息说向忠发已经叛变。周恩来冒险到自己的寓所去观察联络信号，断定向忠发已经带人来搜查过，赶紧离开。从此，周恩来再难在上海秘密工作下去了。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坐船经广东省的汕头、大埔，转到福建永定继续航行，于下旬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这时，王明已经先周恩来于10月间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行前，王明曾经对周恩来说，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只管政府的工作。周恩来离上海前，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又对周恩来说，到中央苏区后，周恩来是苏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管政府，朱德管军事。这都是说，不要毛泽东管军事。

但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并没有完全按临时中央的指示办，而是实事求是地对待毛泽东的缺点与长处。

周恩来走马上任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纠正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1932年1月7日，周恩来主持苏区中央局通过的《关于苏区肃反工作的决议案》，不仅批评过去中央局，也批评毛泽东为首的红军总前委犯了“肃反工作中路线错误”，即扩大化的错误。

50年后邓小平回忆此事这样评价道：“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

邓小平明确指出毛泽东当时也犯了错误。周恩来批评毛泽东的错误，正表现了他对党、对革命事业负责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绝非像港台等作者著述的观点是周恩来整治毛泽东的开始。毛泽东在工作中有错误，作为上级领导的周恩来批评他是对的。绝不能把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说成是“互相攻击”。一般认为，周恩来在同毛泽东的相互关系中，主要是崇敬、服从、弥补和相辅相成，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也不能忽略周恩来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敢于发表与毛泽东的不同意见，也是有斗争性和原则性的一面。这一点，无论是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之前还是其后都是如此。20多年后，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本人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及往事，对于中央苏区肃AB团，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

周恩来虽然批评了毛泽东在肃反中的错误，但并没有处分他，而且十分尊重毛泽东的长处。

当时由于受“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挤，加之身体不好，中央决定毛泽东带着贺子珍以及警卫班的人去瑞金以东的东华山疗养。

东华山上树木蓊郁，山顶有座古庙。毛泽东看中了古庙，住了进去。

虽说这是一座松柏青翠的美丽山峰，古庙幽静、宽大，但光线阴暗，地上长满青苔，室内潮湿，给人一种空旷冷落的感觉。

毛泽东人在山上，心在山下。这时，他唯一放心不下的是整个红色根据地的安危、党和红军的命运。特别是中共临时中央推行的军事冒险主义，强令红军攻打赣州的错误决定，更使毛泽东对革命前途忧心忡忡，焦躁不安，他那双原来炯炯有神的眼睛，此时已深深地陷下去了……

原来，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中央苏区要“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毛泽东找周恩来谈了在苏区打寨子的必要，而不应打大城市，周恩来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他致电中共临时中央，说明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回电说，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接到回电，周恩来只好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会议决定打赣州。毛泽东表示反对，但多数通过。

果然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红军打赣州，历经33天，久攻不克，在国民党军大量增援的情况下，只好撤回。

在毛泽东到东华山疗养期间，周恩来没有忘记叫人将缴获的战利品捎上山去，送给毛泽东一些。特别是在打赣州的战斗遇到了困难时，他让项英亲自去请毛泽东下山指挥战斗，从而结束了毛泽东在东华山上休养的生活。

那是元宵节过后的一天，天色阴沉，乌云密布。

毛泽东在屋里正给警卫员讲时事，一个战士往窗外一看，说了句：“有人上山来了。”

“是谁？”毛泽东连忙问。

“看不清楚，是两个骑马的。”

毛泽东站起身来，往门口走去。这时，来人已到庙门了。毛泽东定睛一看，原来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www.daowen.com)

项英见到毛泽东，急忙下马，面带严肃而焦虑的神情，走进屋内。毛泽东像预感到什么，开门见山地问：“战事如此紧张，你这时来，有什么事吗？”

项英焦急地说：“恩来同志让我专门来请你下山。”

“是不是为打赣州的事？”毛泽东马上猜到项英的来意。

“是的，打赣州很不顺利。所以，恩来同志请你赶往前线。”项英回答说。

“攻打赣州不是早已开始了吗？老毛右倾保守，能信任他去解难？”贺子珍在一旁插语。

项英一听，顿时面露三分愧色，似乎自责当初不该双手赞成攻打赣州，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此时此刻，他只好如实地向毛泽东说：“敌人城防坚固，援兵又到，我军伤亡很大，红军处境非常困难……”

项英介绍完战况，担心毛泽东不愿下山收拾这个困难局面，正想用什么话来说服对方，没想到毛泽东敏捷地站起来，语气沉重地说：“那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下山！”

但项英迟迟不肯离去，直到毛泽东叫警卫员收拾行李时，这才慢慢离开。刚走二三里路，项英又折身回来，再次恳切地说：“泽东同志，看在恩来同志的份上，请早点下山吧！”

毛泽东爽朗地回答：“同志，你放心，不会叫你三顾茅庐。我还是个共产党员，总得要顾全大局！”

恰巧这时，风雨骤来。贺子珍放心不下地说：“等雨过后再下山吧！”

“不能等了，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你慢慢来吧！”毛泽东边卷裤角边说着。

“你身体不好，再淋病了……”

毛泽东开玩笑地说：“我一到战场，病就好了。”说着，毛泽东迎着风雨下山了！

毛泽东到来后，坚决主张红军立即撤出赣州之围，开到赣西南休整。4月，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并任命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率领红军东路军攻打龙岩、漳州，虽说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但毛泽东不顾这些。周恩来还亲自到长汀做毛泽东的“后卫”，担任后方供应和组织工作。毛泽东出师获胜，再次表明他的战略目光确实高人一筹。周恩来对毛泽东也更加理解和信任了。

7月下旬，周恩来到前方，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指挥红军作战。当他进一步了解毛泽东的战略指导思想之后，立即给予肯定，认为“前方决定于实际于原则均无不合”。同时发觉毛泽东以临时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行动”确实不方便。

于是，7月25日，周恩来立即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提议“部队改设政委制，毛泽东任总政委”。开始中央局不同意，坚持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

为此，7月29日，周恩来又以个人名义复信后方中央局，强调说明：如果由他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而且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泽东的经验与长处是指挥作战”，“须尽量使他发挥”，“由泽东负责！可指挥适宜”。经过周恩来再三坚持和力争，中共苏区中央局终于同意，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8月8日，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正式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命令。但是，在“左”倾路线的统治下，不管是毛泽东的才华，还是周恩来的苦心，都未能给毛泽东解脱困境。

面对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苏区中央局坚持要执行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要红军去攻打中心县城，主动去进攻敌人，找敌人主力去决战。为了统一前后方的战略指导思想，在宁都召开了一次中央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毫不客气地站出来反驳苏区中央局的主张，大胆地提出了自己及前方中央局诸领导人的战略指导计划。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立即引来激烈的驳斥之词，说毛泽东自1932年8月重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以来，一贯与中央路线相对抗，号召全党全军对毛泽东的右倾错误观念要给予及时无情的打击，对毛泽东在军内的职务必须立即免除。中央局成员提出：“由恩来同志负责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

周恩来是后赶到会场的。会上冒出这些问题，也是他会前根本没有预料到的。他自从跟毛泽东在广州结识以来，特别是这次来中央苏区，跟随红一方面军一起在前线，跟毛泽东朝夕相处，他开始了解毛泽东。对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气度才华及一整套独特的战略思想，他颇为佩服。

周恩来在发言中检查了在前方的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肯定“后方中央局同志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对的”；同时他维护了毛泽东。他提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他“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周恩来坚持毛泽东应当留在红军中工作，为此提出了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这两种办法，都与原来情况相似，因为周恩来原来是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随军行动，对军事行动方针是具有决定权的。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自己则认为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信任，就不赞成后一种办法。结果是会议通过了第一种办法，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这样，中共临时中央不要毛泽东管军事的意图，这时候终于实现了。

毛泽东临行前，周恩来骑马给他送行。周恩来拉着毛泽东的手，深情地说：“你放心去吧，敌人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是一定能打破的！”

毛泽东会意地点点头，说：“如果前方需要我，给我捎个信，我会立即赶来。”

分手时，周恩来还是留下了那句话：“照顾大局，相忍为党！”

毛泽东再一次走了。

决定他出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性格。毛泽东在他那个家庭中自幼养成的是因家教过严受压抑，而迫切需要张扬个性的叛逆性格，是习惯于“同中求异”的思维方式。周恩来呢，他又要服从多数，顾全大局，又要尊重中央，想不通也要暂时忍下去，继续干，他与毛泽东的性格不同。周恩来自幼所处的是不断“走下水”的家庭，他渴望的是安定、和谐与维持，这使他养成善于在“异中求同”的思维方式和务实的处世作风，并使他在后来繁杂的政治斗争中，体现出温和而热情强干，忍让而不失原则，谨慎而勇于果断等对立统一的性格侧面。

宁都会议后的一段时间内，红一方面军发布命令时，周恩来总是先署上“总政委毛泽东”，自己以“代总政委周恩来”的签署放在毛泽东的名字后面。在10月份制定的“绝密”的《红一方面军建宁、黎川、泰宁战役计划》书上，他亲笔注明：“如有便，请送给毛主席一阅。”他还亲自告诉机要秘书：“以后军事计划、命令等，都要送给毛主席看。”这一切，充分表现了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尊敬，而他当时绝没有想到毛泽东后来会成为全党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