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战略选择的临界点
中国必须去出口导向。而且中国已经到了必须去出口导向的临界点。一个国家要想长期迅速地发展,中央政府不可挑战的权威和社会稳定非常重要。今天中国影响社会问题的最大隐患是什么?是分配不公和腐败。中国长期生产过剩,长期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根本原因是财富分配不公。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很多,除了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以外,主要是出口导向。
出口导向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资源配置上,同内向发展争夺资源。出口导向撕裂了中国,将中国撕裂为内地和沿海、内向和出口。在第十六章中我们已经指出出口导向和发展抑制的关系。内地和内向发展抑制,导致工作岗位不足,就业不足,导致收入分配不公。新自由主义强调过程公平。其实,出口导向使内向发展同出口产业,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例如以优惠条件吸引外资,以优惠政策推动出口,实际上就是将内向发展放在不平等的位置上。同时出口导向还导致教育投资不足。出口导向将资源和财富循环到其他国家,严重抑制了中国自身的发展,导致贫富悬殊。
第二,出口导向推动导致“工资铁律”死灰复燃,导致发展中国家普遍贫穷化。全球化通过“三位一体”的专政,保护了发达国家对先进技术的垄断,使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更加严重,更加牢固,在发达国家高科技垄断产品和发展中国家低端可替代产品之间,建立了一条体制和法律的鸿沟,形成了不断扩大的价格剪刀差,带来了不断扩大的剥削,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加速向发达国家流动,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加速扩大。假如有竞争的话,发达国家在高端(高技术领域)竞争,发展中国家在底部竞争。
在这种竞争中,中国大量的资源被导向到“发挥落后的优势”的产业上,大量的出口产业处于世界产业链的底部。中国的出口产品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高度的替代性,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在世界产业链底部形成激烈竞争。在全球化过程中,国际资本总是从利润低的国家向利润高的国家流动。在发展中国家间,这种资本的流动就表现为向工资水平低的国家流动。资本的这种逐利,最大化了资本的利润,却导致发展中国家劳动者工资的普遍下降或停滞。为了获得海外的低端市场,增加出口份额,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竞相压低工人工资,降低劳动保护标准。以中国为例,一旦中国工资水平上升,出口产品价格上升,海外市场的订货就会向工资水平更低、价格更低的国家或地区流动。全球化使中国劳动者必须同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的劳动者竞争,同工资收入最低的国家竞争。这种迈向底部的竞争,导致中国出口产品面临价格下降,劳动者面临真实收入下降或停滞的困境。这种产业链底部的竞争越激烈,发展中国家劳动者越贫困。在这种荒谬的体制下,从理论上讲,只有当全世界都实现了充分就业时,当全世界由市场形成的“自然最低工资”相当于中国劳动者的工资时,资本才无法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中国低端出口产业劳动者的工资才会稳定或上升。全世界的充分就业几乎永远不可能发生。也就是说,全球化体制使中国劳动者面临没有止境的工资和收入压力。在这种迈向底部的竞争中,出口导向越发达,世界市场的竞争越激烈,劳动者的工资压力越大,收入越低。
全球化所推动这种向底部的竞争,使原始资本主义的“工资铁律”在21世纪重新上演。在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中,劳动者不仅不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反而是经济增长的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应该由政府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保护最低工资水平。但是,新自由主义者却强调,工资作为生产要素的价格,必须由市场决定。所谓市场决定,在这种向底部竞争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使中国劳动者的工资在国际竞争中由世界上最低工资水平决定,实际上就是要劳动者为出口导向战略买单。
新自由主义对世界市场的无知和对劳动者的歧视不言而喻。(www.daowen.com)
这种向底部的竞争不仅导致发展中国家出口利润下降(加剧了剥削),而且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发展中国家为了争夺发达国家开放的低端市场,而面临博弈论里面的所谓“囚徒困境”。在这种竞争中,几乎每个发展中国家都知道,低工资是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方式。但是,每个发展中国家都担心,假如只有它不维持低工资政策,在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的过程中,它就会大量失去发展中国家的低端市场,出口导向战略将面临困境,经济增长将会放慢,失业就会增加。在这种难题面前,最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会选择低工资政策,结果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贫穷。如果说,前全球化时代是发展中国家为了共同利益联合奋斗的时代,那么全球化时代就是发展中国家被分而治之彼此竞争的时代,共同面向贫穷的时代。破解这种共同贫穷的关键,是改造全球化。在罗马帝国为奴隶们准备的竞技场里,结局是竞技者的共同毁灭。那是一种面向共同毁灭的竞争。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像不像罗马的国度竞技场?
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这种危害中国崛起的隐患,必须将国民储备用于内向发展,必须用国民储备创造大量的新的工作岗位,必须提高工人工资,必须大量推动内向发展,必须去出口导向。
以上是从贫富悬殊的角度看。
从世界经济的现实来看,中国也应当去出口导向。长期以来,出口尤其是对美出口,实际上是拉动中国GDP的主要引擎之一。现在,这个引擎已经疲软无力,救不了中国经济。雨过天晴,并不是艳阳天。
要在出口导向的战略下解决中国经济过剩的问题,恢复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是一种向不可能的挑战。这种战略越成功,内需越萎缩,生产越过剩。在结构不调整的情况下,出口的疲软,将使中国经济同样进入一个新的“正常增长”时期,一个远远低于过去的增长时期。中国必须以发展战略的调整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为中心。而调整的核心,是去出口导向和培养内向发展的生长点。
中国必须调整出口导向战略,将更大的注意力放在内向和内需发展上,放在调整出口导向的经济结构上。结构调整和去出口导向是中国恢复长期高速增长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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