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交往中去现代化：俄罗斯的教训

那些不了解美国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两手战略的人，应当回顾一下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历史。俄罗斯是一个伟大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俄罗斯的事情，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西方尤其是美国通过围堵和交往，对俄罗斯实施了长时间的“去现代化”过程。了解这种过程，不仅可以了解交往战略的实质，也可以了解“普京道路”的缘由。

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和西方政府虽然放弃了冷战，却加大了对俄罗斯的战略挤压的力度。西方不仅没有解散北约，而且还乘俄罗斯微弱之时扩大北约。先是大量吸收前华沙条约国，后来又要接受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北约的战略前沿不断前移，把战略纵深推进到俄罗斯边界。与此同时，通过两次巴尔干战争想把俄罗斯的影响从欧洲、从巴尔干彻底挤出去。在北约扩大的同时，美国积极支持欧盟的东扩。在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同时，鼓励俄罗斯内部的分裂倾向。在俄罗斯独立以后，21世纪以前的一系列权力下放改革，导致俄罗斯内部离心倾向加强，在这种背景下，车臣战争对俄罗斯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如果车臣最终独立，将同当年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一样，成为导致俄罗斯分裂的第一张牌。然而，西方和美国却对俄罗斯打击车臣分裂主义的努力百般指责和干涉。在俄罗斯周围则鼓励颜色革命，扶持亲西方的势力。不仅如此，再后来根本不顾俄罗斯的反对，要在波兰等国建立导弹防御基地。假如导弹防御系统建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力将大大削减。20世纪60年代初期，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几乎引发美苏间的核战争。由此可见，在俄罗斯的鼻子下建立这个系统的战略含义。

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出版的那本书中指出，如果北约和欧盟不东扩，“欧洲将不再是美国强权的欧亚桥头堡，不再是民主的全球体系在欧亚扩张的跳板”^[12]。他当时就强烈主张把中欧扩进北约，尽管这样会在俄罗斯内部激起恐慌、敌意和孤立的感觉。他宣称，不如此，将“导致美国领导地位信誉的丧失……将重新点燃俄罗斯目前处于冬眠和正在死去的对中欧地缘政治野心”^[13]。简而言之，乘人之危，将对手彻底压制住。关于乌克兰，布热津斯基是这样说的，“没有乌克兰，俄罗斯不再是欧亚帝国”^[14]。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西方会大力支持乌克兰的颜色革命。

那是实用主义的一手。与此相应的是交往的一手。交往的目的是从内部摧毁俄罗斯。苏联崩溃以后，美国政府立即派出了一批哈佛经济学家作为俄罗斯经济改革的顾问，在俄罗斯推进激进的经济改革，一种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改革。这项改革建立在“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是以市场化、私有化为基本特色的改革。而这些改革导致了俄罗斯经济的“去现代化”。与此同时，为了推动俄罗斯全方位的改革，美国还提供了3亿多美元的资助。这一系列由美国策划和资助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拆散了俄罗斯国有企业，废除了俄罗斯大部分医疗保障制度，给俄罗斯经济和人民带来极大的困难。

这一切都是在交往的旗帜下，通过提供改革建议的方式进行的。美国政府在苏联解体以前就通过哈佛经济学家影响俄罗斯。1991年夏季到秋季，随着苏联的逐渐解体，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和其他西方的经济学家，在俄罗斯郊外的一个豪华别墅与叶利钦小圈子里的人进行会商，会商的主题是策划俄罗斯的经济政治前途。杰弗里·萨克斯和盖达尔——叶利钦经济改革的首席设计师，一起设计（并向叶利钦）推销“震荡疗法”。这种让外国顾问策划一个国家核心经济政策的做法，违背了国家利益。俄罗斯的领导人没有意识到，哈佛大学教授背后站着的是美国国家利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未必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却很可能符合美国利益。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哈佛经济学家为俄罗斯制定了一套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而这些改革方案的第一方案，就是让俄罗斯放开价格。选择放开价格为俄罗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第一枪，有深刻的战略考虑。为了让俄罗斯一夜之间开放自己，实施“震荡疗法”，西方给俄罗斯施加了巨大压力。俄罗斯不百分之百开放，西方就不愿提供多国贷款。俄罗斯长达10年的噩梦终于开始。1992年1月2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俄罗斯开放外贸、市场、价格和货币。由于苏联及其计划体制的解体，俄罗斯原有的经济联系已经崩溃，而新的经济联系尚未建立，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企业根本无法和大量涌进的西方企业及其产品竞争。大批俄罗斯企业亏损，甚至处在破产的边缘。1992年通货膨胀高达2 500%。恶性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吞噬掉了俄罗斯人民所有的积蓄和投资，许多人一夜之间变得一贫如洗，许多潜在的投资资本瞬间蒸发。整个俄罗斯，除了极少数得到西方资助的人以外，从政府到机构，到个人，从此沦为赤贫。这场恶性通胀彻底摧毁了俄罗斯几十年积累的国民储备和银行储蓄，是一种自杀性的改革。在这场“震荡”中，只有俄罗斯银行由于可以不断滥印钞票，加上IMF的援助，得以幸免。

这种洗劫整个俄罗斯的“震荡疗法”，为推动私有化、为国际资本洗劫俄罗斯、为打击俄罗斯人民的精神和意志、为催生极少数寡头资本提供了基础：（1）“震荡疗法”一夜间放弃了政府对价格和经济的管制，俄罗斯企业根本无法转型，结果出现效益低下和利润下降，甚至面临破产。于是国际资本和俄罗斯内部的某些人开始指责俄罗斯企业缺乏竞争力，大幅度低估俄罗斯企业的价值。这为后来低价拍卖国有资产做了最好的铺垫。（2）“震荡疗法”导致俄罗斯货币恶性贬值，俄罗斯几十年形成的财富恶性贬值，为国际金融资本廉价洗劫俄罗斯国有资产提供了机会。（3）由于一贫如洗，俄罗斯进一步依赖西方和美国的资助，这有利于美国通过提供援助，在俄罗斯进一步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4）俄罗斯政府进一步依赖金融资本的支持。对金融资本的依赖，导致了“贷款换股票”（loan for share）的私有化过程。（5）除了一少部分人，俄罗斯人民一贫如洗，无力参加私有化。在“震荡疗法”以后搞私有化，就是要把资本贱卖给极少数寡头，这无疑是打开大门请国际资本到俄罗斯来洗劫。这场“震荡疗法”为俄罗斯后来一系列掠夺性的改革奠定了基础，也是理解后来的“私有化”等改革的关键，是理解俄罗斯被“去现代化”的关键。由于“震荡疗法”带来的后果，盖达尔受到广泛的围攻，从而被边缘化。先“震荡疗法”、后“私有化”是打击俄罗斯经济的最佳战略选择。

“震荡疗法”以后，克林顿政府希望迅速推进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改革，进一步利用哈佛大学国际开发中心（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HIID）推动俄罗斯的改革。这个中心成立于1974年，主要是帮助其他国家的社会经济改革。HIID与美国政府和世界银行有广泛的联系，与克林顿政府后来的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关系密切。取代盖达尔的丘巴斯，与HIID的一群哈佛经济学家关系密切。萨默斯称他们是“梦幻队”。这些哈佛经济学家包括萨默斯成了推动俄罗斯私有化的主要力量。在后来的私有化改革中，由于国内的激烈反对，叶利钦总统主要用总统令来推行私有化。而许多这类总统法令，就直接出自某些哈佛教授的手。正如一位美国官员指出，“当我们（在推动俄罗斯私有化的过程中）需要总统令时，丘巴斯不用通过（俄罗斯）官僚机构。”^[15]言下之意，美国的教授直接代劳了（很有主人翁姿态）。克林顿政府为了按美国利益彻底改革俄罗斯，对许多代表美国利益的机构提供大量的资助。这些机构在俄罗斯的几乎所有方面进行深入交往，全面介入改革。例如，美国当时的六大会计师事务所和大量法律事务所等机构在俄罗斯的运作都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资助。克林顿政府通过广泛的交往控制了俄罗斯政府，这种控制方式是通过援助在俄罗斯建立许多民间改革机构。丘巴斯在哈佛顾问、美国政府、世界银行和其他西方人士的帮助下，建立了许多由美国援助和支持的“私有机构”，而哈佛顾问们同时也是这些机构的核心人员。这些“私人机构”构成了一个实力庞大的网络，常常可以超越俄罗斯合法政府和议会。在叶利钦的支持下，这个网络相当于一个影子政府。这类代表美国利益的俄罗斯民间机构，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俄罗斯政策。例如有的组织的职能从帮助俄罗斯建立与市场有关的法律和条例，到直接为俄罗斯政府起草法令。俄罗斯的联邦证券委员会（Federal Commission for the Securities）也是一个类似的组织。它是通过总统令建立的，这个委员会几乎完全依靠美国政府通过哈佛提供的资金而运作。俄罗斯私有化中心（Russia Privatization Center）同样是一个由叶利钦总统令建立起来的民间的非营利组织。哈佛顾问是这个中心的董事。但是这个机构在其存在的时间里，主要是帮助俄罗斯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和制定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同时负责与国际金融机构谈判贷款问题。这个机构从美国政府获得4 500万美元，从世界银行获得5 600万美元贷款，从其他政府获得了许多赠款。丘巴斯的哈佛顾问是俄罗斯私有化的主要设计者，同时又是主要受益者。

哈佛顾问对俄罗斯政府影响日益加深。克林顿政府决定趁俄罗斯经济困难，利用援助和贷款的方式诱导俄罗斯的经济政策，使之符合美国利益。在哈佛顾问的设计下，俄罗斯进行了私有化。俄罗斯的私有化，是一个有意制造产业寡头的过程。数以亿计的美元通过私人改革机构，被输送给俄罗斯新产生的资本寡头，使他们符合美国利益。就是这些利益集团成了美国利益的代表，成了摧毁俄罗斯体制、经济和制度的主要力量。他们通过对叶利钦总统提供经济支柱的方式来发挥巨大的作用。私有化的第一步是证券私有化。俄罗斯当时将大约相当于俄罗斯总国有资产1/6的部分在1992—1994年间私有化。俄罗斯政府给1.44亿人发了股票购买证，持有人可以用它购买公司股票，也可以换现金。由于私有化以前进行了哈佛经济学家所建议的“震荡疗法”，整个国家几乎破产，所有人的储蓄都被剥夺干净，几乎没有人有能力参加私有化过程。在私有化过程中，只有那些有深厚政商资源的人、有权力背景的人、国际资本和有国际金融资本背景的人，那些哈佛顾问和公司的经理、董事（这些人通过截留海外利润、不发工资、窃取利润和扣留国家补贴的方式，筹措大量的资金），有能力从工人手中大量收购股权书，有机会也有能力参加国有企业资产的拍卖。当然，也有个别投机有方没有背景的人脱颖而出。

私有化的另一个过程就是政府拍卖财产。在1992—1994年的证券私有化以后，俄罗斯政府还拥有大约5/6的国有资产。为了将这一部分私有化，俄罗斯政府在哈佛顾问的建议下，推出了一个“贷款换股票”的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要通过极其低廉的方式，将国有资产出让给相关主体。“震荡疗法”后俄罗斯财政几乎破产，叶利钦政府依赖俄罗斯银行的贷款运作。这个计划是这样的：俄罗斯政府以国有资产作抵押向俄罗斯银行贷款。由于“震荡疗法”已经导致俄罗斯国有资产的价值急剧下滑，在这个基础上国有资产又被进一步极端低估。贷款协定规定，假如俄罗斯政府不能在1996年归还贷款，银行将要拍卖抵押财产。到了1996年，这种拍卖开始。这种拍卖是一个极其腐败的过程，进行拍卖的银行可以参加竞争。为了压低拍卖价格，拍卖往往只允许少数有关系的主体参加。参加拍卖的包括有背景的人士和对俄罗斯政府提供过金融资助的国际资本，甚至包括哈佛大学的投资公司。结果国有资产被以极低的价格大规模卖掉。像石油、冶金和通信等重要产业，通过这种内部人士的拍卖而被集中在7人手中。这种内部拍卖实际就是将国有资产送人。哈佛的学校基金和索罗斯等被允许参加这种拍卖。索罗斯最后成为俄罗斯第二大钢厂的重要股东，并拥有24%的Sviazinvest通信公司的股票，同时拥有西丹科石油公司（Sidanko Oil）的股票，它的储备量比壳牌公司大。这场私有化是无偿改变所有权的过程。俄罗斯财产不仅大量落入少数寡头手中，也大量落入国际金融资本手中。

私有化给俄罗斯带来了什么？这些改革摧毁了俄罗斯的经济基础，摧毁了俄罗斯的货币，国有财产损失高达3 000亿～4 000亿美元左右。工人面临大规模失业，实际工资下降2/3，生活水平下降，男性的平均寿命下降5岁，卫生系统崩溃。大多数俄罗斯人在苏联崩溃以后，生活非常贫困。哈佛经济学家建议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除了产生一小群寡头以外，别无收获。这些寡头又通过行贿和政治联系，将俄罗斯的财产大规模转移到纽约等地的金融中心。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Yuri Luzhkov）在访问哈佛时曾指出，哈佛必须为俄罗斯的困境负责。

美国对苏联援助的协调员理查德·莫宁斯塔（Richard Morningstar）指出，

“假如我们没有在那里，为丘巴斯提供基金，我们能成功地赢得私有化战争吗？可能不会。当你谈论数亿美元，你不可能依靠数亿美元改变一个国家，但是你能提供有针对性的援助来帮助丘巴斯。”^[16]

在这里，我们只叙述了私有化。美国对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帮助”是多方面的。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布什政府帮俄罗斯人运作债券市场，导致俄罗斯损失几百亿美元，等等。

美国对俄罗斯的两手——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战略表明，二者相辅相成，为了同一个战略目的。以交往为特点的自由主义战略，其目的是实现实用主义战略无法实现的战略目标——摧毁俄罗斯经济基础。国家博弈犹如拳击博弈，假如对方是两手出击，而你只抵挡其中一只，把另外一只迎面击来的拳头当成一体化的橄榄枝，你不被击倒，那真是你的幸运。俄罗斯改革表明，国与国的交往中最重要的是国家利益。叶利钦的时代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时代。外国势力在俄罗斯成立了许多非营利机构，在叶利钦的鼓励下，这些非营利机构很多时候超越政府，几乎控制了俄罗斯政府的许多经济和改革政策。就是这些外国资助的势力，以推进俄罗斯改革的名义把俄罗斯引向灾难。在这种历史环境下，普京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实行独立自主的经济政策，摆脱外国经济学家的控制，加强中央集权，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控制战略产业，实行社会公正，压制寡头对政治的干预。在俄罗斯，普京是最早一个对新自由主义说“不”的政治家，是一个视国家利益高于普世价值的人。普京的这种做法当然只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不符合美国利益和西方利益，从而遭到了西方的大肆批评。捍卫国家利益而受到对手的批评，对一个热爱自己国家的人来说，是一种崇高的荣誉。有些人就是在对手的吹捧中让自己的国家解体的。不要畏惧对手的批评，被对手批评是一件好事，不是坏事。

许多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丧失独立自主的交往，是屈从的交往。

国家博弈，自强者胜。20世纪中叶发生在亚洲的足以改变世界格局的伟大事件，就是一个古老的民族焕发了青春，走过百年的风云激荡，重新在世界民族之林站起来。中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的，中国必将依靠自己的力量进入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同样是改变世界格局的伟大历史过程。中国应当为人类提供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崛起需要交往。越是交往越需要独立。关于交往和独立自主的关系，毛泽东曾经有过经典的论述和天才的创造。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在与苏联的交往中保持独立自主；在与尼克松的交往中保持独立自主。交往不是目的，在交往中实现国家利益才是目的。只有建立在独立自主基础上的交往，才是平等的交往；只有平等的交往，才是互惠的交往。(www.daowen.com)

【注释】

[1]Ellis S.Krauss，T.J.Pempel，Beyond Bilateralis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42 44，92.

[2]Richard Sokolsky，Angel Rabasa，Carl Richard Neu，The Role of Southeast Asia in U.S.Strategy toward China，United Sates Air Force，Chapter 2、3.

[3]见http://www.dailytimes.com.pk/default.asp?page=2006%5c03%5c12%5Cstory1232006pg47。

[4]见http://www.newswithviews.com/Spingola/deanna75.htm。

[5]Zbignew Bzrezinski，The Grand Chessboard：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见http://sandiego.indymedia.org/media/2006/10/119973.pdf,p.197.

[6]Charles J.Moxley Jr.，2002 Nuclear Posture Review Strategic and Legal Ramifications，April 16，2002.pp.1，12，21，23，见http://www.nuclearweaponslaw.com/2002_NPR_Moxley.pdf.

[7]Ben mah，America and China，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21^stCentury，pp.132 134.

[8]Ben Mah，America and China，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21^stCentury，p.12.

[9]Nicholas R.Lardy，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p.79.

[10]Nicholas R.Lardy，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p.79.

[11]Nicholas R.Lardy，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p.82.

[12]Zbigniew Brzezinski，The Grand Chessboard：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p.82.

[13]同上书，p.210。

[14]同上书，p.54。

[15]Janine R.Wedel，The Harvard Boys Do Russia，May 14，1998，p.2，见http://www.thenation.com/doc/19980601/wedel/2。

[16]Ben Mah，America and China，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21^stCentury，p.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