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

美国在国家博弈中，国家利益至上。美国不是一个从“普世价值”出发的国家，任何价值都必须符合国家利益。为了强大，美国曾经从自由贸易走向保守主义；强大以后，为了寻求世界霸权，又由保护主义走向自由贸易；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了维持和扩大霸权，又大力推行全球化。国家利益是美国战略选择的支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国家博弈场上，美国创造了人类的奇迹。兵不血刃，收编欧洲，演变苏东；在全球化旗帜下席卷拉美，折服日本，冲击东南亚，左右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反恐战争中，推翻萨达姆，进入南亚；通过“橘色革命”进入俄罗斯战略腹地，通过巴尔干战争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美国不仅在实力博弈上攻城略地，而且在价值体系上也十分时尚。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化成了世界潮流，成了不分国情、不分历史条件的普遍真理。以推销美国体制为特点的全球化，在许多国家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精英”们的狂热。美国体制和美国价值，对许多人产生了迷信一般的吸引力。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有些人在反对一种形式的绝对真理时，却把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当成绝对真理而顶礼膜拜，甚至到了不顾自己国情和国家利益的地步。对许多人而言，那些“普世价值”、那些绝对真理高于国家利益，高于大多数人的利益。

美国是如何取得这种战略成功的？美国的这种成功是来自于幸运还是战略？还是二者兼而有之？美国有没有大战略？

美国能够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既源于历史提供的机会，也源于深谋远虑的战略。美国的大战略的根本出发点是国家利益。正如有位美国总统所指出的，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是“神圣的使命”。在美国崛起以前，美国的大战略是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专心地搞好自己的事情，霸气地拒绝欧洲列强对美国和美洲事务的干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超级大国，美国的大战略是建立和维持其世界霸权。这种战略有两个方面：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不管是实用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国家利益是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了解了这一点，那些常让有些人疑惑的所谓“多重标准”现象就有了答案。有许多人指责美国在民主、贸易和反恐等方面表现出多重价值观。其实，美国的战略从来就不是多重的，只有一个价值尺度，那就是国家利益。同一类型的现象对国家利益影响不同，就有不同的态度，采取不同的行为。美国值得学习的地方，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这种捍卫国家利益的一贯立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了许多国际框架。在这些框架里美国没有放弃国家主权，不仅如此，在所有的国际框架内都实际上起着主导作用。这两种战略，如同拳击家的两个拳头，彼此配合，组合出击。在国家博弈场上，这两个拳头不仅用于对手，也用于盟友。

实用主义战略建立在权力制约的基础上。在一个权力相互制约和平衡的国际体系中，霸权能得到最有效的运用，享有不可挑战的地位。实用主义战略强调权力平衡和实力计算，关心的是实力的此消彼长，是战略态势的相对变化。这种战略在尼克松的许多著作中有很深刻的阐述。尼克松认为，两个对等的强手在一起，才有和平；以强抑弱必然导致战争；（美国）建立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是防止战争最有效的手段；和平必须是有尊严的和平，妥协退让换来的和平不是持久的和平；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国际关系是由利益和实力，而不是由友谊和意识形态来界定的。基于这种实用主义的大战略，美国在任何时候都把练就一双铁拳当成国家利益的基本保障。在两霸对抗时是这样，在冷战以后也是这样。那种自毁长城的事——例如荷兰在1648年大规模裁军的行为——不会发生在美国身上。基于实力计算，美国对那些足以对实力消长带来长期影响的战略之争寸步不让。在关键问题上，不会因为对手强大而畏惧退缩，也不会因对手弱小而掉以轻心。

实用主义大战略主张对对手实行对抗和围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苏联采取对抗战略，同时通过提供安全保障、援助、市场进入和技术等，换取西方盟国对其在后勤、外交、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和协同。

实用主义不仅针对对手，也针对盟友。在盟友之间维持平衡和制约，使它们中的任何一位都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和区域内挑战美国的地位。在日本挑战美国时，按下日本；在老欧洲有些不太顺从时，大力拉捧新欧洲；在欧洲大陆和英国之间，长期和英国维持特别的战略关系，分化欧洲。以日本为例，冷战以后，日本依然是美国在东北亚的主要安全支点，是美国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支点。一个军事上弱小的日本不符合美国利益，然而一个强大的日本同样不符合美国利益。冷战以后，日本的政治企图越来越强烈，既想成为亚洲地区的经济盟主，又想合法地重新武装自己，还想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作为超级大国，美国的利益是维持现状。任何试图改变现有秩序的要求，无论来自对手，还是来自盟友，都是对其霸权的挑战。对日本的经济诉求，美国大力推动日本的金融全球化，打击其高科技，全面削弱日本经济的竞争力；对其入常的愿望，先是口惠而实不至，后来干脆消极对待；对日本重新武装的企图，允许甚至鼓励日本加强防卫力量，支持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到后来鼓励日本出兵伊拉克。由于历史原因，日本这些步骤导致亚洲国家对日本的强烈反弹，日本在亚洲更加孤立。这种孤立加深了日本对美国在政治上和安全上的依赖，日本进一步成为美国的战略棋子。日本想成为亚洲经济盟主的想法、想成为政治大国的想法从此成了泡影。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长期控制日本，孤立日本，将日本牢牢拴在美日双边关系中，美国就一直利用日本和亚洲国家的宿怨，时不时放松一下对大日本情绪的控制，让日本和亚洲邻国摩擦不断。再以英国为例，昔日的大英帝国常常陶醉于过去的权力梦幻中，希望在国际舞台上重温旧梦。英国的外交战略是利用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来增加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分量，美国也长期与英国保持这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既分化了欧洲，又削弱了英国在欧洲的影响力。昔日帝国在与今日帝国的联姻中，实际上部分失去了独立的影响力，成了美国的小伙伴。英国在欧洲的影响力越下降，越需要借助与美国的关系。(www.daowen.com)

这种围堵对手、制衡盟友的实用主义战略，是现代帝国术。

自由主义战略侧重于改变对手。通过将对手融入互动的多边关系中，让别人接受现存的秩序和规则，推动别人的市场化、民主化改革，通过改变对手达到维持现有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目的。在容纳对手时，通过修改游戏规则来进一步约束对手。在这些国际秩序、机构和多边关系中，美国利益占主导地位。这种自由主义战略的目的，是将对手引导到符合自己利益的发展道路上。交往是为了达到对抗达不到的目的；融合是为了实现围堵实现不了的目的。当对抗和围堵不能消灭对手时，就用交往和融合消化对手；当飞机和坦克不能摧毁一种竞争性体制时，就用资本市场和全球化来拆散那种竞争性体制；当只靠实力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利益时，就依靠“普世价值”。有人认为，自由主义战略有三个方面：“开放”（opening up）、“融入”（tying down）和“捆绑”（binging together）。^[1]

“开放”是自由主义战略的第一个特点。早在19世纪，美国就对中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这种“门户开放”政策，在围堵战略失败以后，再次成为一种重要的战略手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开放”战略，就是全球化。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讲，就是要通过全球化，在对手国家中培养独立利益集团，通过这种利益集团实现战略目的。具体地讲：（1）通过“开放”和全球化（贸易、市场和投资等）在对手的国家中培养和建立独立的利益集团。这种利益集团随着实力的增加，为了自己利益而寻求经济政治上的权力，从而成为冲击甚至摧毁对方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主要力量，成为推动经济政治全面自由化的主要力量。（2）通过全球化培养特殊的利益集团。这种利益集团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与国际金融资本和美国有多种利益相关，从而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在全球化过程中，有些开放程度很高的国家就形成了利益集团。这种利益集团大量掌握各种资源，成了改变现行体制、推行新自由主义、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甚至成为某些大国和国际金融资本的利益伙伴。在这种利益集团的推动下，关于要不要实行全球化、要不要实行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的争论，不再是理念之争，而是利益之争。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从攻击体制，到攻击体制代表的公平和正义，进而到攻击追求公平和正义的弱势群体。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把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把全球化推崇为绝对价值或绝对真理，当成“普世价值”。正如当年美国南方种植园主的利益，后来成了美国保护主义的障碍一样，这种利益成了国家经济独立自主和社会公平的障碍。

“融入”是自由主义战略的第二个特点。其核心就是有条件地将对手纳入各种国际框架内，使其接受和承认既存的国际规则和规范，承认现有的国际秩序，承认这种秩序代表的权力和利益结构，接受这种国际秩序的价值基础。

“捆绑”是自由主义战略的第三个特点。这个战略的特点就是在多边关系中，将有竞争关系的不同国家彼此融合在一起。NATO就是这样的例子。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法国和德国这样的传统夙敌，终于走到一起。

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战略，彼此配合，相辅相成，双管齐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大战略。在这种大战略下，交往和对抗并用，容纳和围堵结合。在冷战以后，美国对中国采取的就是这种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大战略。了解这种战略全景，是了解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了解中国国际经济环境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