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素有忧患意识。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时代在草创之初，无不展现出傲视天下而又居安思危的风度。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这种忧患意识更加强烈。1949年后，饱经忧患的中华民族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在强权围堵之下，进行了一场人类史上堪称奇迹的经济崛起。在那个年代，经济战略是国家总体战略的一部分。那一代的战略家们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规划经济大布局。大手笔的经济纵深、区域布局、产业布局和贸易战略，无不体现出国家博弈的大战略。和平建设，立足于安全。在对外交往中，总是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国家利益中，安全利益高于一切抽象的原则。经济交往从来未曾高于国家安全利益。中外历史告诉我们，贸易战略必须考虑国家安全。一个国家对外经济战略是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对国家的经济安全、财富安全和整体安全有重要意义，必须从属于国家的安全战略，服务于国家总体战略。必须从国家博弈的大格局来定位经济交往，交往是博弈的一种战略手段。(www.daowen.com)
美国对华战略一直有两个方面：实用主义的限制和自由主义的融合。有人认为，只要和美国的商业利益加深，就可以让美国放弃实用主义的围堵战略。有些迷信全球化的人最后到了麻醉自己的地步，居然迷信商业利益可以赎买霸权战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理性的强国会为了商业利益而放弃实力博弈。放弃实力博弈而获得的商业利益，必将得而复失。敢于博弈又有实力博弈的国家，才可能从弱者和无知者那里获得更多的国家利益。不要希望商业利益可以赎买对手，让对手放弃围堵战略。赎买不是通向崛起之路，而是通向危机之路。商业承诺从来就是软承诺，而只有安全承诺才是硬承诺。商业上的融合和安全上的挤压，属于国家战略的不同层次，追求的都是相同的战略目的。美国在独立后曾经希望以商业利益的融合，来化解大英帝国对美国海洋权力和主权的侵犯。然而，不平等的《杰伊条约》并没解除大英帝国对美国的围堵。霸权的最大利益是维护霸权，任何新强权的兴起都是对霸权的潜在挑战。世界上有什么样的商业利益可以让霸权放弃防止新强权兴起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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