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金融资本全球化:《广场协议》的影响

金融资本全球化:《广场协议》的影响

时间:2023-12-0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广场协议》:金融资本的全球化1985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日本金融市场、外汇市场和经济体系在《广场协议》的推动下,大规模自由化的阶段。在《广场协议》的谈判过程中,美国根据对日经济战争的基本战略,要求日本实施大规模的市场改革。《广场协议》不仅要求日元升值,还以国际条约的形式规定了日本政府的体制改革议程。

金融资本全球化:《广场协议》的影响

《广场协议》:金融资本的全球化

1985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日本金融市场、外汇市场经济体系在《广场协议》的推动下,大规模自由化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改革伴随着日元的急剧升值和银行信贷的急剧扩张,导致日本资产价格急剧上升,催生了日本的资产泡沫。

1985年9月20日,美、日、德、法、英五国在美国纽约的广场饭店(Plaza Hotel)签署了《广场协议》。对这个协议,人们普遍关心的是日元大幅度升值。其实日元升值只是美国战略的一部分,对美国而言,日本经济体制改革与日元升值同样重要。日元升值这个重型炸弹,只有通过体制改革才能产生最大的杀伤力。在《广场协议》的谈判过程中,美国根据对日经济战争的基本战略,要求日本实施大规模的市场改革。《广场协议》不仅要求日元升值,还以国际条约的形式规定了日本政府的体制改革议程。《广场协议》对日本开出的体制改革和经济政策清单如下:

(1)抵制保护主义,进一步对外国物品和服务开放日本国内市场;

(2)通过实施积极的改革措施,充分运用私人行业的生命力;

(3)实施弹性的金融政策,使之充分考虑到日元的汇率

(4)更有力地推动金融体系和日元的自由化,使日元得以反映日本经济的实力;

(5)财政政策将继续反映两个重点:减少政府赤字和提供有利于私人行业发展的环境,在此框架内地方政府得以允许在1985年度进行追加投资

(6)刺激国内需求的努力将主要集中在通过扩大消费者信用和住房按揭贷款的方式增加私人消费和投资。(www.daowen.com)

这个面面俱到的协议,要求在日元大幅升值的同时,进一步实施经济自由化、金融体系自由化和外汇市场自由化;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推动私有化,推动消费者信用扩张,尤其是住房按揭的扩张。一句话,日本必须在日元大幅升值的同时,全面开放。日元升值导致竞争力降低,这个情况下的全面开放,意味着被解除了起码的防卫能力。日本被迫表现了一次打不还手的国际主义风范。

《广场协议》另一个被人忽视,然而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求日本大规模地把经济资源从经济发展引导到资产投机和信用扩张上面。消费不足是日本巨额顺差的原因之一,日本政府必须刺激内需。根据该协议第六条,日本必须扩大消费信贷和刺激住房按揭贷款。这一条款刺激了房地产贷款的扩张,刺激了房地产投资的大幅度增长,刺激了房地产大幅度升值的预期,刺激了房地产泡沫。

为了实现《广场协议》关于金融自由化的承诺,日本深化了金融银行体系改革和对外开放:

(1)加快了资本市场的发展步伐。1985年允许企业发行无担保债券,并引进了债券期货,允许外国居民在日本发行外国货币的债券;1987年成立了股票期货市场,建立了商业票据市场;1988年允许国外居民在日本发行商业票据;1989年建立了国际金融期货市场;1990年废弃了对企业发行债券的行政限制,企业可以自由在市场上发行债券。资本市场的开放和发展,进一步放开了日本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的渠道,进一步切断了日本企业与银行的联系。

(2)深化了现代银行的体制改革。首先,日本进一步放开了银行利率,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利率。日本的做法是逐步降低长期利率自由化的门槛。日本在1985年开始了定期存款活期存款利率自由化的过程。在定期存款方面,1985年开放了10亿日元以上的长期存款利率,1987年降低为1亿日元,1989年降低为1 000万日元,1991年降低到300万。定期存款的利率在1993年完全自由化。在活期存款方面,1985年允许活期存款利率在设定的上限下自由浮动。具体是,活期存款利率在低于每周新发行的定期存款平均利率0.78%的条件下自由浮动。1990年,活期存款利率的上限被取消。其次,进一步放开银行业务。大银行被允许发行房屋按揭贷款债券,允许参与非公开的债务发行,允许发行和买卖商业票据,允许交易国外金融期货,允许银行将房屋贷款证券化,允许银行进入养老金信托业务,允许银行向企业出售证券化的贷款,允许日本银行的海外分支进入商业票据业务。

这一波改革的目的是将银行完全推入市场。改革将竞争机制引入利率,废除了传统体制下对银行的保护,为银行注入了竞争风险。在传统体制下,存贷利率由政府确定,存贷利率差保护了银行的利益,银行的主要目标不是盈利,而是实现政府的经济目标。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宏观需要,银行甚至为许多暂时不盈利的企业发放贷款。这些“不盈利”的贷款,从微观的角度看是低效率的,甚至是不良贷款。然而,正是这类贷款催生了一大批新兴产业。银行的这种服务功能,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和补贴。行政利率体制其实就是政府通过控制利率的方式,给银行提供财政补贴。银行在这种财政补贴体制下,成了政府实施经济政策的一种经济手段。这种补贴性利率政策一方面防范了银行危机,另一方面间接地推动了经济发展。

将市场竞争引入利率的同时,日本银行还被允许进入许多新的具有“创新”意义的业务。这些新型业务伴随着特定的市场风险。这一系列改革极大地增加了日本银行体系的体制性风险。

(3)将市场风险引入传统低风险领域。政府债券开始在拍卖市场上定价,政府债券的价格将受市场波动的影响;邮政储蓄系统开始进入高风险的投资领域,如股票,并允许投资外汇市场,等等。这些改革无疑为资本泡沫火上浇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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