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的第13储备银行？

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间表，日元于1965年实现可自由兑换。美国开始了要求日元升值的战略，这场持久战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变化。日本的经济崛起不仅威胁到美国，而且威胁到其他西方国家，导致它们加入美国对日联合阵线。由于美国态度强硬以及日本对美国经济的依赖，日本最后不得不吞下日元升值的苦果。

20世纪80年代是里根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美国加大了对苏联的战略压力，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与此同时，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指引下美国又大幅降低了税率，结果导致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大幅度攀升。为了控制通货膨胀，美国实施了高利率政策。高利率导致美元大幅度升值，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美国，有力地支撑了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美国再次选择了以国际资源来达成自己战略目的的战略。

对其他国家而言，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会导致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然而，美元在20世纪80年代却持续走高，美元的购买力在世界上持续上升。在当时两霸相争的情况下，西方只有美国是唯一安全的港口，美元是唯一安全的货币。尽管美国经济有诸多问题，西方依然追逐美元。美国得以靠印钞机支持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

随着大批物品流进美国，大量币值被高估的美元流向了世界。美国的外贸赤字、财政赤字和美元高估同时存在，这种违背经济学常识的现象，使其他西方国家不安。许多人担心，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最终会导致世界金融秩序的混乱。美元高估和美国双赤字并存是当时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中心议题。

这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发起货币战争的战略时机。

美国发明了一种理论（美国重大战略一般都有独特的理论支撑）。这种理论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日元币值被人为低估造成的。日本政府操纵汇率，使日元汇率背离市场，导致美元高估，从而导致美国（对日）出口竞争力下降，贸易赤字增加。总之，困扰世界金融体系的美国双赤字和美元币值高估，是日本政府违背市场原则造成的。只要日元升值，汇率由市场决定，一切都会迎刃而解。这种符合经济学常识的推理，为推销自己的国家利益找到了理论依据，并成功地建立了国际统一阵线。

《广场协议》是G5在1985年一系列秘密磋商的结果。为了确保日元升值不会沦为日本开出的空头支票，为了把日元升值的主导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美国提议G5一共拿出150亿美元来从事外汇干预，迫使美元对日元贬值。由于G5政府干预的成功，日元从240日元兑1美元升值到1985年年底的200日元兑1美元。到了1987年，日元币值几乎翻番。这是史无前例的成功的国际货币干预。G5共同出击，全力以赴，瞄准日元，终于达成日元升值的目的。在日元升值过程中，日本大幅度地下调了利率。低利率政策旨在减轻日元升值的压力，降低日本企业的借贷成本，缓解通缩压力，改善企业的财务状况，以达到维持其国际竞争力的目的。然而，低利率政策加上日元升值的预期带来了日本的资产泡沫。有人因此戏称日本银行为美国第13储备银行。

《广场协议》签署的时间是理解一切的关键。如果《广场协议》在5年以前，即在日本金融体系改革以前签署，其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会被日本原有的银行金融体系化解到最小限度。它至多会导致日元升值，但不会导致日本整个银行业的危机，不会导致日本经济的全面停滞。然而，《广场协议》恰恰是在日本大规模改革和开放了银行体系、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以后出台的。这一系列的改革，使日元升值起到了严重打击日本经济的目的。我们今天研究这段历史，很难不认为日本金融体系改革和《广场协议》二者在时间上的吻合，不是一种精心选择的结果。(www.daowen.com)

它使日元升值预期中的资产泡沫成为可能；

它使日元升值中的国际投机者的操控成为可能；

它使日本银行体系遭受战略性打击而失去支撑日本经济发展的功能成为可能；它使日本在日元升值后跌入流动性陷阱成为可能。

日元升值加上金融改革彻底摧毁了日本传统的银行体系，成为日本经济从工业资本主导转型为金融资本主导的重要契机，使日本走上了漫长的经济停滞的一步。

日元升值，是一场漫长的货币战争。这场战争从1965年日元实现可自由兑换开始算起（那一年，美国第一次要求日元升值），美国花了20年；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算起，日本抵抗了14年。20年的较量，最后日本不得不完全认输。在《广场协议》以后的头两年里，日元升值达56%。在这场货币战争中，日本当初态度强硬，而后节节败退。由小退到大退，最终全盘皆输。日本在这场货币战争中的教训至少有两点：

第一，国家经济发展不能建立在出口导向战略上，否则受制于人。从1965年算起，日本有20年时间可以调整经济战略，减少对美国市场和美元的依赖。其间日本采取了出口多样化的策略，但由于欧洲相对封闭、发展中国家市场容量狭小，日本终究无法改变其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美国市场的开放性和市场容量，是世界其他市场无法代替的。只要日本坚持出口导向，美国市场在日本经济中的作用就很难代替。出口导向战略、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决定了日本在货币战争中失败的命运。而美国则看准了美元和美国市场在这场较量中的战略打击力，日本对进口原材料的依赖、对美元的依赖和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使美国得以轻易地将自己的市场作为一种战略武器来运用。运用之妙，令人钦佩。在美国国内，行政部门和国会又配合默契。大棒加胡萝卜，威胁加利诱，最后日本不得不屈服。出口是日本经济的命脉。日本是一个岛国，出口导向一半是宿命，一半是失误。假如这战略发生在一个国内市场比日本广阔的大国身上，就不是宿命，而是失误。

第二，日本的教训还告诉我们，两国经济金融对垒，在价值标准上不能随人家起舞。美国一开始就将日本置于道义的被告席上。美国强调市场的“普世价值”，强调由市场决定汇率，要求日本减少政府对汇率的干预。假如随这种“普世价值”跳舞，你别无选择，只能跳别人的规定动作。其实汇率由市场定义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论点。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元和美国经济几乎没有汇率风险；而日元和日本经济则有很大的汇率风险。关于市场汇率的说教，忽视了这种不对称的汇率风险。汇率由市场决定，这对货币地位不对等的国家是一种不公正的概念。然而在全球化的时代，市场就是正义的化身。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国家，几乎自动成了被告。任何的抵抗推诿，都沦为暂时的或权宜的手段。每一次的对垒，日本都是辩方，总是以客观条件尚不具备来推迟日元的升值。但是在这种辩论中，每一次战术上的成功，都是战略上的失败，都离美方开出的条件更近。因为每一次这样的辩论，都接受了美国关于市场万能的观点。美国依靠其得到日本认可的道义上的优势和国家实力，迫使日本最后就范。美国在这场金融战中追求的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却占尽了道义上的优势。日本不仅输掉了国家利益，还输掉了道义。

日本的出口导向战略，使日本输在实力；而接受关于市场决定汇率的论点，使日本输掉了道义。国家博弈，实力是剑，道义是枷。不战则已，战则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