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1起诉：美国政府立场激化

1984年，世界芯片市场戏剧性地上扬——增长46%。双方的紧张关系大为缓和。但是，这种蜜月期仅持续了一年。1985年，世界经济萧条严厉打击了世界芯片产业。由于计算机销售的大幅度下降，世界芯片销售急剧下降。美国芯片下降了30%，许多企业销售下降、价格下降、利润下滑，大量解雇员工，在破产边缘挣扎。美国芯片产业把这些困难归咎于日本的倾销，再加上美国对日本市场的份额从12%下降到不到10%，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芯片生产国。

美国的一连串努力没有改变美国芯片业的颓势，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美国开始为自己芯片业的困境寻找替罪羊。美国芯片商和他们在政府里的支持者普遍认为，过去的渐进主义的、低姿态的战术不能达成美国的战略目标。SIA开始指责具有渐进主义精神的HTWG在1983年的协定空洞无力，日本没有兑现它做出的承诺。不过在一片指责声中，也有美国人为日本芯片业唱好。日本芯片业的美国客户曾经站出来公开为日本企业辩护，他们指出日本芯片质量高、价格低。美国电子龙头企业惠普曾公开指出，日本问题芯片比例只有美国芯片的10%！但是，这场产业战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原因，美国的战略目的是要维护美国在芯片业上长期垄断的优先地位。美国国家利益和产业利益在这里是完全吻合的。

到了1985年春，美国芯片业相信，假如政府不迅速采取严厉的措施，整个芯片产业将在与日本的竞争中消亡。在1985年年初的会议上，SIA经过激烈争论，就应当对日本采取什么行动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对日本采取激烈行动。美国电子产商还于同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与欧洲芯片厂商会商，力图建立起国际统一战线。但是，欧洲出于自己的利益，与美国的立场相去太远，无法达成协议。其中关键的一点是，欧洲希望美国将其在欧洲的市场份额让出一部分，作为合作条件。SIA无法接受欧洲的条件，谈判破裂。不过它保证将向欧洲国家通报对日的（报复）行为。

和美国其他贸易战争一样，这场贸易战争的前驱者依然是商业集团。在SIA达成一致协定以后，美国电子产业开始给美国政府提供介入的平台。1985年6月14日，SIA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日本电子产品的倾销提起了诉讼。这就是著名的301条款起诉。一个星期以后，美国另一家非SIA会员公司也就日本电子业的倾销向美国商务部提出诉讼。SIA在起诉中把矛头直指日本政府，指责日本政府在日本积极建立了一个违反竞争原则的、具有歧视性的市场结构，这种市场结构阻碍了美国芯片进入日本市场。同时还指责日本违反了GATT的XI条款和HTWG条约。后来，美国商务部决定自己起诉日本芯片商，指责日本芯片商以远远低于成本的价格在美国市场倾销，有的产品低于成本几乎达到成本的34.5%。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接受了这项起诉，并于同年6月11日宣布进行301条款的调查。SIA还获得了国会的支持，他们动员了180名议员给政府写信表达支持。尽管有些政府部门对此表示保留和反对，尤其是那些希望和日本保持良好关系的人，但是鉴于对外国芯片业的依赖对美国安全的潜在威胁，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支持这个起诉。

对美国政府而言，决定这个案子的核心是国家安全利益。

在整个事件中，美国当时的贸易代表尤特（Yeutter）成为“芯片业对美国经济和国防有双重战略重要性”的坚定倡导者。美国副贸易代表在回忆这一事件时这样写道：

当MICRON的反倾销案子提交以后，我们（尤特和迈克尔·史密斯）正在加拿大参加一个会议。当我们能选择离开时我们立即赶回美国审查这个案子。我们迅速认识到我们手上的这个案子远比反倾销大得多。(www.daowen.com)

我们的（芯片）技术和质量是不比日本的好，可能还更差。但是，我们从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情报局的通报中感知到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们不能承受（美国）失去芯片生产能力的后果。所以，长话短说，我们决定去进行一场重要的谈判。

我们的感觉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但是我们从某种角度感到（这是一场）关系美国皇冠上的明珠的（贸易纠纷）。我们曾被非常受人尊敬的人所告知，芯片业关系美国未来的关键。假如你失去了（芯片能力）你将变得依赖别人。美国作为世界领袖，能依赖别人吗？我们的判断是：不能。^[3]

这段话有几层意思：（1）日本的芯片业比美国先进。这是事件的根源。（2）从国家安全角度美国不能丧失在芯片业上的领先地位。（3）芯片业关系到美国的未来，所以不能简单地用比较利益、国际分工来衡量。贸易纠纷有时候不是贸易纠纷，它的背后是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博弈。贸易战略要为国家的安全和长远战略服务，贸易战略不能凌驾于国家安全之上。

日本对美国的高科技挑战是全方位的。不仅芯片业，整个计算机产业也受到挑战。美国当时的贸易代表回忆道：

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位熟悉该产业的专家告诉我：‘不要再在芯片上浪费时间了。芯片业完蛋了。你应当把你的注意力放在拯救（美国）的计算机产业上。那是下一个（倒塌的对象）。’不过我最后决定，我尚未准备好去做出这样一个结论：美国芯片业已经不可挽救。而且，我感到它事关国家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安全高于任何经济利益。不过我不能公开谈论此事，因为（这些信息）列为保密，因为它表明假如美国变得依赖日本成为我们芯片的来源，我们在防务和其他方面有多脆弱。^[4]

贸易代表首先考虑的不是比较利益，而是美国的安全利益。国家安全高于一切，大国博弈呼唤这样的贸易代表，安全的角度是战略的角度。从这个角度看，中国20世纪80年代关于大飞机、计算机产业，关于开放中国国防产业的决策，看不到安全战略。在国家博弈中，短期经济利益考虑多了，国家安全利益就少了；自由贸易迷信多了，技术和产业独立就少了。美国是自由贸易的优秀的教员，但愿那些迷信自由贸易的人能被这个教员唤醒。

就在美国政府思考对日对策时，美国出现了一系列后来对美国政策有极大影响的报告。这些报告宣称日本存在一个影子“九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日本主要的芯片厂商的销售代理组成，他们定期会晤以决定价格、市场份额等。报告还称日本政府有人知道这个“九人委员会”的存在，甚至通产省还曾派人出席过会议。言下之意，日本芯片业整个就是一个卡特尔，一个有政府介入的卡特尔。日本坚决否认这类报告的真实性。这类报告强化了美国政府的立场。这类在国家博弈中产生过重要作用的报告，是如何产生的，其真伪如何，至今是谜。有意思的是，对这样一类对国家贸易战略发生巨大影响的报告，对其中提及的“九人委员会”的真伪，美国政府从来没有确认。国家博弈，虚实相间。不同的利益需要不同的事实。强者大胆假设，弱者小心求证。

按照美国法律，在SIA起诉以后，日本有一年多时间同意美国提出的条件，否则的话，美国总统（里根）有权以他认为适当的方式报复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