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着的反抗：日本的宿命

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日本竞争力的加强、日本对美国相关产业的冲击，日美之间经济摩擦渐起。这种经济摩擦成了日美经济关系的主要特点。美国和日本的贸易争端可以追溯到1956年，当时美国要求日本“自愿限制”对出口美国的纺织品。从那时起，两国贸易争端不断扩大和升级，涉及范围越来越宽，从钢铁、电视、机械、汽车到所有日本出口产品。20世纪70—80年代，美国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经济停滞，物价上涨。而日本经济却像一台“永动机”，开足马力向国际市场进军。日本开始全面挑战美国。美国国内和世界许多其他国家，开始有人怀疑美国体制的优越性。美国感到日本对美国经济形成巨大威胁。日本对美国的威胁是全面的，包括高科技、体制和普通产业等。就高科技而言，日本在以芯片业为核心的电子产业领域，在质量和价格方面挑战美国的芯片业。美国政府当时不得不从国家防务和安全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美国在日本的全面挑战面前，有一种深刻的危机感。

在日本挑战面前，美国出版了许多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著作，诸如《日本第一》、《日本的全球出击》、《出售美国》等。它们用有感染力的语言风格极力渲染日本崛起及其对美国的巨大挑战和威胁。美国开始形成一种看法，日本的经济体制、产业政策、保护主义、国际拓展政策、金融货币政策等，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在削弱美国经济和美国霸权。尽管这是来自盟友的挑战，来自一个被拔掉牙齿的盟友、一个躲在自己保护伞下的盟友、一个没有国际政治人格的盟友的挑战，美国出于维护自己霸权地位的战略考虑，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和历史上任何霸权一样，出于国家战略利益的考虑，美国无法容忍任何挑战。历史上的所有帝国都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对至高无上的实力的挑战，就有可能最后演变成对霸权本身的挑战。任何挑战美国实力、体制和价值的国家，都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潜在对手。压制潜在的挑战者，不论这种挑战者是来自对方阵营，还是来自自己阵营，是超级大国的正常反应。美国不愿意在与强敌对抗的时候，用自己的翅膀在自己的阵营内培养一个潜在的对手。为了对付日本全球范围内的、全方位的挑战，美国开始全方位地考虑对日经济战略。

处于两霸对抗中的美国，面临一种艰难的选择：既要面对战略上的对手，又要面对潜在的对手；既要面对来自敌人的挑战，又要面对来自盟友的挑战。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美国在战略上既需要日本，又要限制日本；既要联合日本，又要压制日本；既要打击日本，又不能失去日本。在这种两难的处境中，美国是如何化解来自日本的竞争的？如何不战而摧毁日本经济的战略竞争力？如何废除日本体制的竞争力，让美国体制成为唯一成功的体制？

美国当时把对日的争论限制在经济领域里。战略目的是成功摧毁日本对美国的经济挑战。对美国而言，“非关联性”成功地帮助美国把经济战争和国家安全分开；对日本而言，尽管有这种“非关联性”，由于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在许多时候不得不自我约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制定了特殊的“对日经济政策”。这是一系列非常独特的经济政策，是专门为日本制定的经济政策。美国的“对日经济政策”是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的一项独特的对外经济战略。到了21世纪以后，虽然美国“对日经济政策”依然存在，但是由于日本的大幅度相对衰退，已经变得没有意义。

美国的“对日经济政策”是一项广泛的经济战略。美国的目的不是一两次货币或经济战役的得失，它的目的是如何使日本这个经济上的战略对手彻底屈服，使之完全丧失竞争能力。在面对日本竞争力这个关系美国长远利益的问题上，美国不局限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它谋的是战略上的成功，而且是可持续的成功。美国对日的经济战略虽然涉及广泛，但是其核心部分可以用“一个中心，三路出击”来概括。

“一个中心”就是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体制。在国家博弈中，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推行一种主义的背后往往是国家利益。

新自由主义反对产业保护、政府干预，认为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是经济体制上的“普世价值”。日本经济发展道路和经济体制充满了保护主义色彩，它依靠政府推动催生了一大批新型产业的兴起，正是这些极具竞争力的产业对美国构成了产业威胁。日本经济现代化不是“开放”的结果，而是保护的结果。日本在经济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经济体制。正是这种经济体制，使美国价值受到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出于世界战略布局的需要，大力扶持日本。在日本经济崛起以前，对日本的这种带有浓厚的东方文化特色的经济体制和保护主义政策，听之任之。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美国政商学界开始激烈批评日本的经济体制，认为它有违市场经济原则，违背新自由主义的原则，尤其是违背全球化的原则。美国不仅批评日本的产业政策，批评日本的保护主义，批评日本的企业体制，批评日本的金融体系，还批评日本体制的价值核心——集团主义，认为日本经济体制不符合自由市场的精神，必须重新构造。如果说在日本经济融合进美国市场的过程中，美国基于战略目的考虑不得不容忍日本经济的这种封闭性和保护性的话，那么随着日本经济的二元化形成、日本对美元和美国市场依赖性不可逆转时，美国就开始了让日本经济体系“自由化、开放化”的过程。正是这种“开放”，是当今日本经济衰退的始作俑者。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新自由主义浪潮在西方日益高涨，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被当做了不容置疑的经济正统，当成了一种唯一有效率的经济体制、一种唯一的目标模式。以新自由主义为中心的战略不仅可以为美国找到有效的战略切入点，而且还为美国提供了道义制高点。美国明白抢占道义制高点的重要性，这个道义制高点不仅使美国师出有名，而且还为美国赢得了国际、国内的许多同盟者，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由于美国为自己奠定了这种道义上的优势，日本一开始就处于道义上的劣势。

市场体制的提出，表明美国已经最大限度地扩大了经济战争的范围，从贸易摩擦扩展到体制改革。美国事实上把日本体制界定为“非市场体制”，美国要迫使日本放弃这种正在挑战美国的“日本体制”。只要日本接受新自由主义作为普遍的价值，日本就中了美国的乾坤掌，就否定了自己走过的道路，否定了自己的体制。钻了进去就出不来。如果日本根据自己的国情，一开始就对新自由主义大声说“不”，否定凡是新自由主义都是对的逻辑，那日本在道义上还可与美国一搏。尽管日本曾经有一本说“不”的书，却没有公开对这种原教旨的资本主义说“不”。不仅没有说“不”，而且还高声说“是”！

美国在推动日本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中采取了内外交攻的策略：一方面推动日本政府对其经济体制、企业体制、金融体制实施内部改造；另一方面又通过国际金融贸易条约、多边关系等从外部压迫日本的经济改造。通过改造实现开放，通过开放推动改造。在美日经济关系中，美国认为许多贸易纠纷都与日本政府的体制、条例、政策和行为有关，改造日本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成了美日经济战争的主要领域和手段。

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诉求使美国师出有名，名正则言顺，接下来的就是战略重心的选择。

美国知道全面出击的弊端，而实施了“重点突破、中心开花”的战术。日美间的经济关系相当复杂，而且美国对日本的压力是多方面的。然而，从其战略结果来看，其中有三大战略重点：日元升值、金融开放和关键产业（如电子业）。而这三大战略重点都围绕一个中心：体制改革、市场开放和政府转型。

日元升值：美国从全球化角度出发，它不是一般性地指责日本汇率太低，而是指责日本汇率体制违背市场原则，要求日本放弃汇率干预，让市场力量决定汇率。由于日本在几十年中无偿向美国输出了大量的国民储备而积累了大量的美元，美元这种白条太多，在市场上自然难以卖出高价。所谓由市场力量确定汇率，无疑就是让美元贬值的同义语。日本是出口导向的经济，汇率直接影响日本经济竞争力，是打击日本经济的最佳途径，以此突破可以收到全面开花的效果。美元对日元贬值近期还可以提升美国产业对日的竞争力，大幅度减免以日元计算的美国对日债务。

金融开放：美国还是从全球化角度出发，界定日本的金融体系不符合市场经济。金融开放一箭三雕：（1）金融开放的目的就是要破解日本的财团体制，将生产企业和银行剥离开来，从而打破日本企业集团的“封闭性”，有利于外部竞争介入日本经济；（2）金融改革在破解日本银行、企业一体化财团体制的同时，从根本上破解日本政府干预经济的体系保障；（3）金融体系改革的目的是金融自由化、金融开放和金融全球化。全球化金融体系的中心是美国，金融全球化的结果必然是日本金融体系依赖美国金融体系、日本的金融市场受到华尔街的控制。日本的财团体制是日本经济成功的秘密，攻破它就破解了日本经济奇迹的体制性基础。当然这个目的不可明言。美国强调的是金融开放，强调的是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强调的是日本封闭的金融体系不仅对美国不公，而且对日本也不利。

关键产业：以电子产业为例，它关乎一个国家的技术地位，乃至军事安全。电子产业的成败可以说是决定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日本的电子产业在政府推动和市场保护下，曾发展到了让美国畏惧的地步。为了维护美国在这一产业中不可挑战的领先地位，美国着眼于废除日本经济中的那些曾经推动电子产业发展的体制性基础。只要这些体制性条件被废除了，日本电子产业的败落只是时间问题。同样，这个目的是不能公开的。美国的战略立足点还是自由竞争。

日元升值、金融开放和关键产业可以说是日本经济的三大命门。由于这三大战略重点都是以自由市场为主题的，涉及广泛的经济体制改革。美国还在日本国内找到了许多自由市场的信奉者为自己的同盟者。美国在与日本的这场世纪较量中不是孤立的，它在日本政商学界有众多的信仰相同的支持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和美国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较量。这是美国步步逼近、日本节节败退的几十年，也是日本竞争力逐步丧失的几十年。日本从美国的挑战者，蜕变为被自身经济难题困扰的二流角色。(www.daowen.com)

在这场经济战争中，虽然美国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兴师问罪，其实日本一开始就对美国的战略目的洞若观火、心知肚明，并竭力推诿。国家博弈着眼于实力，而不是愿望。美国为什么能够让日本在国家利益上做出那么多的让步？根源在于日本对美国在安全上的依赖、对美元和美国市场的依赖。失去经济独立的日本已没有反抗的本钱。日本的推诿或反抗，犹如跪着反抗。在这场经济战争中，美国不仅让日本在依赖性上跪下来，还让日本在道义上跪下来。

在这场经济战争中，几乎所有的议题都是由美国提出，由美国主导，最终都实现了美国的目的。战争的主动权完全在美国手中，战争的进程和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在什么时候提出什么议题。为了达成改造日本经济体系的目的，美国同日本建立了许多双边工作框架或双边委员会。以这种双边框架作为讨论两国经济问题的机制，是美国在这场经济战争中的一个长期传统。这种工作框架的特点就是“不战而胜”，通过彼此的谈判来实现美国主要的战略目标。这些框架机制，是日本跪着反抗的典型写照。

据美国国会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些特别的双边框架服务于几重目的：界定影响双边关系的议题；确立解决问题的目标和手段；建立相应的机构和动量来推动和继续谈判过程。这些工作框架反映了在双边关系中美国的支配地位和问题的性质^[2]：

它们的目的主要是单向的：日本必须废除限制投资和贸易上的壁垒，而美国不必做出任何让步。

它们被用来迫使日本放弃对贸易和投资带来非正式壁垒的政府政策和行为。

它们带有明显的或不明显的对日惩罚条款，例如，限制日本出口商对美国市场的进入。

它们一般在GATT和WTO框架以外，（后两者）不覆盖日本相关的政策和行为。

它们被设计为去影响那些为美国出口商和投资者带来最大好处的领域。

从里根开始，到布什，到克林顿，到小布什，几乎每任总统都建立有这种不平等的工作框架。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对等的政府间的工作委员会，实际上这不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谈判机制。它们是美国将日本政府拉进会议室、通过商谈实现目的的方式。

在这些框架以外，美国历届政府还和日本就具体产业问题进行谈判而获得日本让步。美国政府有一个委员会，每年秋季都要发表一份“年度改革建议书”。这种年度建议书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产业、金融、市场，甚至公共卫生体系的改革等。

美国实现战略目的的主要战略武器是市场，以限制日本对美国的市场进入，来迫使日本就范。日本对美国的依赖成就了美国，使美国既能把对日经济战争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使其不影响双方的总体关系，又能全面摧毁日本经济竞争力。

成败的结局早已孕育在战略布局之中。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迫于美国的压力，开始走上了市场开放、金融开放的道路，逐步弱化银行在其企业体制中的权力和地位，进行了一系列与国际准则接轨的改革。

【注释】

[1]Richard Katz，Japan，The System That Soured：The Raise and Fall of Japanese Economic Miracle，New York，1998，p.9.

[2]CRS，U.S.，Japan Economic Relations：Significance，Prospects，and Policy Options，2007，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