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贸易战略是美国全球大战略的一部分,从属于其全球大战略。美国在控制盟友的条件下实行市场开放战略,并通过市场开放来获得更大的权力。美国在成为超级大国以后,把市场开放当成一种战略武器,获取对世界的支配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军事和经济强权,主导了西方战后世界秩序的构建。通过一系列的讨价还价,美国和西方盟国利益交换的结果是,美国为西方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换取对安全和货币方面的控制权。在这种新的世界格局里,西方国家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获得美国的市场和技术。作为交换,西方国家对美国在与苏联对抗中提供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的全面合作,同意接受美国的霸权领导。
在两霸对抗时期,为了全面整合西方的安全联盟,美国以自己的市场开放来推动西方的市场开放和整合。这种开放市场的战略是美国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市场开放和整合的目的是强化安全和军事上的联盟,也就是强化美国的控制权。美国作为军事、经济、货币霸权,在市场开放中获得了更多的支配权和控制权。一个开放的霸权的存在,是开放的国际秩序存在的前提,而开放的国际秩序是帝国和霸权存在的基础。走向封闭,要么是霸权衰弱的表现,要么是霸权衰弱的开始。在国家博弈中,开放总是强者的战略。
市场开放和经济整合的结果形成了一个以美国为首的事实上西方国家的联盟。这是一种全方位的联盟,包括安全、外交、军事、经济、市场、货币和金融等。而美国是这个联盟的中心,其他国家都是小伙伴。美国作为一个全新的帝国就产生在这种联盟的基础上。美国不仅是军事帝国,还是货币帝国、金融帝国和经济帝国。其盟国在总体上从属于美国。这种联盟在分享共同的战略目标、共同的价值的同时,每个国家都有追求自己利益的空间。美国与苏联的权力平衡,是世界权力结构的支点。
由于欧洲和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崛起,美国GDP在世界总GDP中占的份额下降。但是,由于西方对美国在安全等方面的依赖和业已形成的权力结构的刚性,美国的帝国权力远远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以后。这种在冷战中形成的权力结构,一直持续到今天。
日美关系是美国这种世界战略的一部分,带有这种战略格局的基本特性。为了围堵苏联,美国最初打算在亚洲建立一种类似于北约(NATO)这样的多边联盟组织。由于新中国的诞生,由于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亚洲许多国家犯下的罪行,美国的这种多边安全联盟的构想无法实现。美国在亚洲的安全战略从此就建立在双边安全联盟的基础上。在东亚,美国的安全支柱是美日双边联盟。美国和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初签署了《日美安全条约》。这个条约作为日本和美国两国双边联盟的基础,反映了两国对建立这种联盟关系的风险和成本的估计。日本结束了战略状态,放弃了重新武装,也免除了军费的负担。美国为换取日本在安全、外交、军事、后勤等方面的合作,为日本提供安全保障、市场进入和技术交流。市场进入对日本的崛起非常重要,因为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日本失去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美国市场的进入为日本的经济起飞提供了前提。日本经济的发展取决于美国是否持续对日本开放自己的市场,取决于美国是否愿意用贸易逆差来支撑从日本的进口。
美国的安全担保和市场开放,使日本能够在国内实施一种系统的快速发展和赶超战略,而在军事和外交方面维持较为低调的姿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基本追随美国确定外交政策。为了扶持日本,美国通过不对称的市场开放、提供直接投资(这些直接投资不像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要求许多优惠条件)、大规模的低成本技术转移等,全面帮助日本发展。日本是美国防卫技术转让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且这些转让都是通过技术转让的方式给日本厂家,由日本厂家生产,日本可以生产美国许多主要的武器系统。
在这种双边关系中,美国以市场开放换取了安全上的主导权,换来了权力。这种双边关系有许多特点,其中有一点就是所谓的“非关联性”(no-linkable)。所谓非关联性,就是一项双边议题和另一项双边议题是彼此独立的,不发生交叉影响。例如,把经济和安全关系(包括外交)分开,经济摩擦和安全合作并存。美国作为“和蔼的帝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尽量维持了这种“非关联性”特点。这种“非关联性”使美日关系特别复杂。在某些次要议题上美日有利益纷争,在关键问题上由美国主导。由于将经济和防务分开,才有日本后来敢于在经济上挑战美国,才有美国在有些情况下采取单边行动,而不必担心影响总体关系。这种“非关联性”为双方带来了追求各自利益的空间。由于美国处于支配地位,由于日本依赖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和市场,对日本而言,这种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总体上讲,美国尽量让经济问题从属于整体的防卫外交问题。(www.daowen.com)
这种双边关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承认多样化,允许“不同资本主义”的存在。在不涉及美国霸权利益的前提下,美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默许日本的政府干预和保护主义。
这种双边关系的特点是不对称、不平等。美国是世界霸权,日本最多是地区性经济强权。日本是小伙伴,美国处于支配地位。日本依赖美国。日本的行为为许多复杂的双边条约锁定,而美国则相对自由。美日就调整和改革这种不平等双边关系有过许多讨论,然而,日本要求的是如何更加平等,美国要求的是如何分担负担。双边关系中的这种不平等,使得在国家利益博弈中美国时有单边主义出现。
例如,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两霸对抗、越战升级、军费开支大幅度上升,美国出现大规模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逐渐感到财力不支。为了建立前所未有的超级帝国,美国大量透支国力,迅速开动印钞机。在全世界四处泛滥的美元或美元储备,就像罗马帝国的税收官一样,将世界各国(主要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盟国)的财富征集到美国。美国的霸权建立在盟友的财力之上。作为回报,美国有条件地开放自己的低端市场。美国穷盟国之力建立自己霸权的行为引起了盟友们的不满,这种不满是多方面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固定汇率体制,其他国家将自己的货币锚在美元身上。美国出现大规模外贸赤字,大量滥印钞票,导致其他国家美元过多,使美元有贬值的压力。为了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官方汇率,其他国家的政府不得不大规模购买美元,同时实行低利率,这让其他国家面临巨大的通胀压力。这就是60年代困扰西方的“美国输出通货膨胀”现象。
到了60年代中后期,联邦德国、日本手中拥有了大量的美元储备。美国的黄金储备已经不足以兑换世界上所有的美元储备。美国为了捍卫手中不断减少的黄金,指责这些国家操纵汇率,导致美元币值高估,从而强烈要求联邦德国和日本货币升值。换句话说,美国要求盟国让美元贬值。美元贬值,同样数量的美元代表的黄金量就减少了。在金本位下,美元贬值是掠夺盟国财富的最佳战略之一。这种所谓的货币升值,实际上是要盟国为美国的霸权买单,为两霸竞争买单。盟友们当然不愿就范。面对盟国的反抗,美国甚至有人公开提出,要使霸权“货币化”(mone-tize)。言下之意,霸权是一种商品、一种服务,得到美国霸权保护的盟友,必须支付“保护费”。美元与黄金脱钩的白条化实现了这种战略。在安全和市场上都依赖美国的日本,除了忍受“尼克松震荡”的冲击以外,就只能在口头上表达不满。尽管有“非关联性”,但在西方和日本威胁放弃美元为世界货币时,美国暗示,一旦如此美国将不再提供安全保障。盟国别无选择,只好就范。
国家博弈遵循的是强盗逻辑。关键时候你必须让人知道谁是主宰。“温良恭俭让”一概行不通。关键时刻的这一招单边主义,带给日本心理上的负担是可想而知的。
日本就是在这种依赖型的权力结构中崛起的,也是在这种依赖型的权力结构中挑战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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