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托起了“日本奇迹”？

1989年10月31日，美国各大报纸争相登出一条牵动美国人神经的消息：“日本三菱财团购买洛克菲勒中心”、“日本买下了纽约的风景”，等等。这一天日本三菱集团宣布以8.46亿美元的巨资收购洛克菲勒中心51%的股权。1939年11月1日洛克菲勒中心正式开张。差一天，就是50年。30年代，对处于大萧条漩涡深处的美国人来说，这座建筑的成功是美国信心的标志。它位于纽约最豪华、最昂贵的地段，是纽约的标志性建筑，于1987年被宣布为美国国家历史性标志，是现代建筑风格和资本主义精神结合的产物，是美国人的骄傲。这座建筑现在落入躲在美国保护伞下的日本手中，这对具有民族主义精神的美国人来说，是一件难以沉默的事。这项交易是一连串日本购买美国企业的高峰。日本的这些购买行为，使许多美国人惊呼“日本购买美国”。

“日本购买美国”是美国在日本攻势凌厉的经济进攻面前，发出的民族主义口号。

1989年是日本在国家经济博弈中盛极而衰的转折点。盛极一时的日本，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迅速黯然失色，风光不再。然而1989年却是日本极盛的一年。这一年，有人预测日本经济将在20年间赶上美国；这一年，有人认为日本将在未来几十年中以4%的速度增长。尽管这些预言成了禅语，当时的日本经济的确已经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

日本经济是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迅速崛起的？谁托起了“日本奇迹”？

日本经济崛起的过程带有强烈的保护主义色彩。市场保护、政府干预、汇率管制是日本经济现代化过程的基本特色。由于自然资源的匮乏，日本一方面选择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又实施了保护主义政策；一方面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另一方面高度保护国内市场。日本长期实施了不对称的发展战略，开放和保护并存，矛和盾并用。一方面高举出口的矛，在世界上四面出击；另一方面竖起保护的盾，捍卫自己的市场。日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得益于三大因素，分别是产业保护、金融服务和企业制度。三者相互依赖，核心是保护主义。

1.日本的产业保护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经济一片凋敝。许多产业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远远逊于欧美的竞争对手。从汽车到电子产业，许多后来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产业还处在摇篮阶段。假如没有保护主义，这些幼小工业将会被外国竞争扼杀在摇篮里。日本在1953年实行过短期的自由贸易，像洪水一样涌进日本的外国汽车，几乎把日本的汽车工业全面摧毁。为了推进民族产业的发展，日本最终从自由贸易后退，选择保护主义发展战略。通过高关税、非关税壁垒、大规模的政府补贴、推动产业联盟等方式实行民族产业的赶超。日本的这些经济政策成就了日本的经济奇迹，使日本经济以世界上前所未见的方式迅速起飞。1973—1979年，石油危机沉重打击了日本的基础工业，日本实施了更严格的保护主义。

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的产业保护，尤其是对高科技和金融产业的保护相当严格。日本对许多关键产业实施严格的政府控制，严防外国资本进入。例如，日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高科技产业，如电子芯片产业，实施强硬的保护政策：一方面日本不允许外国资本独立进入相关产业；另一方面，又运用进口许可、进口指标等方式限制外国相关产品进入日本市场。在生产和市场两个环节上实施保护。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通过政策推动、财政银行支持等方式，大力促进相关产业的研发和发展。这些保护和政府干预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电子产业的发展，形成了日本电子产业的纵向产业链和横向多样化。日本电子产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一个独立于美国电子产业的产业群体。它既不是美国电子产业的组装地，也不是美国电子产业的直接或间接市场。正是由于日本电子产业的成功，挑战了美国电子产业的世界霸权，美国才要运用市场开放的武器来打击日本电子产业，并最终使日本电子产业从昨日之星而沦为明日黄花。就此我们将有专门叙述。

2.日本的企业制度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企业制度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它是以银行为中心的体系。在日本经济崛起的年代，日本没有所谓的“现代金融体系”，银行居于主导地位，资本市场极其不发达。日本企业主要是以银行贷款的方式筹集资本（美国企业主要是在资本市场上筹集资本）。日本的银行在日本企业体制中居于中心地位，在企业管理体制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日本的企业集团（银团）是以大银行为中心的企业群体。这些企业集团一般是“大而全，小而全”的产业群。这个产业群体往往覆盖一个或几个产业链条里面的所有环节，有时甚至包括某些横向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财团”。在企业集团内，银行作为企业主要的资本来源，是企业的主要监督者。而其他企业集团成员则自动协调彼此的关系。同一集团内的企业间呈现高度的交叉持股，形成错综复杂、相互制约的利益关系，一种合作而不是竞争的关系。在这种企业体制下，管理层面临一个严密的监督网。

这种企业体系与美国的以股东为主导的企业体制不同，它避免了美国企业体制的一个致命弱点——“代理人冲突”。美国企业有两大利益主体：管理层和股东。二者利益上的差别不言而喻。美国企业虽然名义上归股东掌控，但是股东分大小，千千万万的小股东对企业管理层的监督，既缺少时间和资源，又缺乏必备的知识训练。就算是大股东，除非大到能控制企业日常管理的地步，否则其对公司的监督也力不从心。有些持股达10%以上的大股东，为了改变管理层，常常在耗费巨资以后，不得不与管理层妥协，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谓产权软约束，在美国上市公司是一个普遍现象。所谓董事，基本都是管理层提名（除名）由股东大会通过。许多董事和管理层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作为董事又享有许多优越的报酬。在许多情况下，董事会实际上是橡皮图章。所谓股东大会，基本都是由管理层掌控。管理层不控制议题，而控制投票权。千千万万的小股东，从成本效益的角度看，由于股份少，没有多少利益冲动详细研究企业的发展和管理，往往不会参加股东大会。这些股东要么通过书面投票，要么事实上“弃权”。许多公司规定，只要股东不反对就是支持。这些股票就因而被管理层控制。千千万万的小股东加在一起，有时候分量很大。美国企业的股权软约束问题，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推行更加严重。由于这种软约束，美国企业往往出现违背股东利益、过度追求风险的现象。美国在2000年出现了高科技泡沫，不到10年又出现了金融危机。股份制不是解决“产权虚拟化”和“产权软约束”的成功之道。在这场金融危机和上一次的高科技泡沫中，股东损失数以万亿记。管理层欺骗股东、炮制假账虚账、追求过度风险的案例时有发生，例如世界通信公司、安然、贝尔斯登等。上市公司的管理、股东利益的保护在美国是一个公认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监督和控制管理层，是美国企业体制的一个严重问题。股市和股票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万能钥匙。

日本的财团制度，也许提供了不同的思路。

日本的财团还是一个多样化的企业联合体。以购买洛克菲勒中心的三菱银行为例，它是日本三菱集团（财团）的成员。三菱财团是日本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由许多企业组成，这些企业分享三菱品牌和商标。三菱集团的企业间，有广泛的交叉持股、人员交换和战略合作。集团里最大的25家企业还成立了一个“星期五俱乐部”，每月聚会一次。三菱集团还分享共同的网页，以方便集团内部之间的交流。三菱集团的中心是三菱银行。三菱集团横跨许多产业，集团的企业群就是围绕不同产业而形成的一个个完整的产业链。以三菱汽车为例，三菱集团包括一个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零配件到整车。三菱财团同时是一个产供销结合的财团，它还包括三菱贸易公司。

日本的这种企业体制的优点是：一个龙头企业的发展，能够带动集团内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有利于建立和形成完整的经济体系。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产业纵深，没有出现产业“扁平化”，没有成为别人的加工厂，在很大程度上要拜这种企业体制所赐。这种企业制度在国际竞争面前尤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集团内部基本实现“自给自足”，具有强大的排外性。外部企业尤其是外国企业，很难打入集团内部。企业集团的这种内在的、基于利益关系的保护主义，加上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和保护主义，在日本经济崛起的过程中，为日本经济筑起了一道严密的保护墙。在这道围墙面前，许多欧美企业深感无奈。为了打开日本市场，最后不得不运用破解日本企业体制的政治手段。

为了培育国内竞争，日本政府在同一产业内支持和培育几个相互竞争的财团，从而在一个产业内部形成几个相互竞争的产业链。如汽车产业的三菱、日立、马自达、日产等；电子产业里的松下、东芝等。由于这些财团的中心是大银行，日本政府往往可以通过控制一家这样的银行，达到控制整个企业群、控制一个或几个产业链的目的。在实际操作中，日本政府往往就产业政策与这些银行进行密切的协商，并通过对这些银行下达指导性意见的方式，推动产业政策。这样的企业体系为日本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体制性基础。(www.daowen.com)

3.日本的金融服务

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的银行体系是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中心的。整个金融体系以银行为基础，银行和产业间有密切的联系。金融资本和金融体系还没有异化为完全独立于实体经济、占支配地位的主宰，金融资本还没有统治实体经济。日本银行归属于大藏省，在大藏省的指导下为经济发展服务。日本的银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利润中心，它的目的不是创造利润，而是服务经济，利润只是日本银行许多目的之一。实现政府的经济政策、推动财团内部的技术进步、支持财团的发展等，都是日本银行的目标。在日本金融改革以前，银行和财政都是政府调动资源、实现产业政策和发展目标的经济手段。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通过100多年的发展，到了1964年才实行日元的自由兑换。与此相对应的是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用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走完日本100多年的路，在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相继开放货币兑换，并最终滑入货币危机的陷阱。日本所谓现代中央银行或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则来得更晚，日本现代中央银行是“改革”的产物。1997年6月，日本迫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压力，通过了《日本银行法》。该法第一次规定日本银行独立于内阁大藏省。该法于1998年4月生效后，才有了所谓的中央银行。在日本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市场保护和政府介入是保护主义政策的两个侧面。日本政府的介入并不止于宏观干预，还充分运用微观管理介入资源配置。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不仅日本的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是政府和企业互动的结果，而且政府还通过资源的微观配置来实现其战略目的。这种微观介入主要是通过政策偏好和财政金融手段来实现的。

在金融改革以前，日本资本市场很不发达，金融体系相当封闭，企业筹资主要依靠银行而不是资本市场。在这种体制下，金融资本的自由受到极大限制，国际国内的游资不能在日本大规模自由流动，华尔街对日本金融体系的影响处于最低限度。国际金融资本，尤其是美国金融资本，很难伸进日本金融体系。这种不符合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经济体系，曾受到华尔街利益集团的不断指责。这种金融体制把金融风险降低到了最低限度。

日本的保护主义体制和保护主义政策，保护了日本的产业发展，托起了日本的经济奇迹。日本开始了与美国的竞争。

在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面临漫长的“滞胀”，日本经济一枝独秀。美国感受到的日本威胁就是在那时达到高峰。

“日本在购买美国”。

“不一样的资本主义”。

“日本威胁”。

“日本奇迹”。

“日本经验”。

“日本体制”（Japan Standard），等等。

这些是那段时间在美国媒体上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

70—80年代是日本雄心勃勃赶超美国的年代。日本不仅在经济上、技术上成为或正在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而且在经济体系、企业制度、发展道路上也正在成为美国体制的竞争者。美国人开始谈论日本威胁，谈论日本体制的威胁。美国人开始以为，日本的经济模式优越于美国的经济模式。经济实力的变化开始让有些美国人感到，国家间的权力分配将会发生变化。“日本奇迹”开始影响到日本和美国间的权力结构。美国经济学家、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曾于1989年12月写道，“今天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有这些增加了这种可能：感到日本对美国的威胁比苏联对美国的威胁更大的大多数美国人是对的。”^[1]在许多美国人眼中，美日的经济竞争成了制度之争（所谓日本体制和美国体制之争），威胁到了美国的霸权。

日本轰轰烈烈的挑战对美国无疑构成了威胁。日本的挑战会成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