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危机削弱了拉美国家的经济主权

债务危机为发达国家剥夺拉美国家的经济主权、在拉美进行进一步的新自由主义实验提供了历史性机会。

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最初主要关心的问题有四个方面：

（1）如何让拉美政府承诺债务。

（2）如何防止拉美国家在解决债务危机上协调行动。假如拉美国家在债务谈判问题上共同行动，确立联合谈判的优先顺序，也许可以迫使发达国家做出必要的让步，也许债务危机的发展进程将会是另一个样子，甚至世界金融秩序都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但是，在美国的努力下，这种情况没有发生。

（3）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面临拉美债务危机时的主要政策核心是“保护国际金融体系”。外行人也许不明白其中含义。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要维护债权人的利益。什么是国际金融体系？谁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主体？用白话讲所谓保护国际金融体系，就是要保护美国银行，保护那些债主们的利益。而债主们就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假如拉美诸国纷纷赖账，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那些商业银行都将面临破产的危险。美国和IMF的反危机措施的核心，就是让拉美诸国承诺债务责任。

让拉美国家欠债还钱是所有的政策建议和援助的条件的出发点。如果按照凯恩斯共识，危机中政府应当加大支出、提高总供给。但是，在货币主义指导下，为了让拉美国家有还债能力，政策目标变为稳定货币。所谓稳定货币，就是要削减政府支出。稳定货币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还债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拉美诸国在危机中被迫削减政府开支、大幅度提高利率、进一步削减社会福利支出、进一步向能赚取外汇的产业倾斜、进一步私有化、进一步拍卖国有资产。在金融体系上为了保障债权人的利益，让汇率资本反映市场供求状况，更大幅度地开放金融体系、开放资本市场、开放货币汇率市场，这就是所谓“华盛顿共识”的核心。这些措施不仅导致了危机的步步深化，还导致债务负担的进一步加重。在债务危机中，IMF和世界银行的计划强行让拉美国家的货币大量贬值，指责危机前拉美诸国的币值高估。强制性货币贬值的结果固然增加了国际竞争能力，导致出口增加、外汇收入增加，但是对于拥有大量美元或其他货币外债的国家而言，同样的外债必须用更多的物质财富来偿还。

拉美诸国在危机中几乎完全丧失了经济和金融主权。经济和金融政策、体制改革、货币改革等，全部由IMF和世界银行掌控。而这些机构背后站着的是超级大国的利益。拉美从而成了某些国家乘机谋利的场所。

（4）危机成为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机会。拉美经济危机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重新设计世界金融体系。在这个新体系中，跨国银行、美国金融机构通过扩张和兼并成为金融全球化的基础和核心。这个过程始于IMF对拉美债务危机的介入，反危机初期，美国主要利用IMF来推行自己的利益。IMF是如何得以介入这一过程的呢？拉美国家由于无力偿还商业银行的债务，需要和商业银行的债主们重新谈判债务。美国金融资本和IMF等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有默契。美国商业银行对拉美诸国说，没有IMF入场商业银行不愿谈判，结果IMF就作为中心角色出场了。而IMF的出场费就是，拉美诸国必须按它的药方来吃药。从此IMF成了拉美国内经济政策的主宰，成了操控拉美经济主权的太上皇。IMF的这种地位，还来自于它掌握了拉美国家急需的资源——美元贷款。

发达国家和那些国际金融机构，在危机中通过各种方式凌驾于别国的经济主权之上。主要的反危机政策和措施不是由拉美国家提出，而是由某些发达国家和IMF这类国际机构提出。这些措施的动机、目的和出发点，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通过危机进一步改变权力财富的分配格局。发达国家在拉美经济危机中为拉美国家先后开了三个药方：(www.daowen.com)

第一，“稳定计划”。IMF在反危机初期推行的是IMF的稳定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是通过反危机来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制，让拉美国家进一步推行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如前所述，整个计划是建立在货币主义的理论基础上的。一系列政策建议的中心是如何稳定拉美的金融形式、提高拉美国家的还债能力、保证拉美成为资本的净输出国。为此，拉美诸国与IMF分别签订了“意向书”（letter of in－tent）。IMF的这项计划被称为“稳定计划”。“稳定计划”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名称，它表明IMF对拉美地区的政策中心不是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而是控制通货膨胀，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表面上看似乎非常合理，但是IMF的稳定计划，使拉美国家经济政策的重心从发展变为稳定。其结果自然就是放弃工业化和现代化努力，而将经济、金融政策的中心和着眼点放在金融稳定上面。为什么金融稳定比经济发展更重要？许多人也许会说，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其实这项政策的用心是维持拉美国家的还债能力，捍卫的是国际金融资本的利益。

IMF的这项稳定计划包括市场化改革，进一步私有化，大量裁减国有企业的工人，进一步减少政府开支，进一步削减公共开支和公共福利，进一步放开金融银行体系，进一步放开外汇、资本市场，放开国际贸易，放开资本流动，降低工资，提高利率，货币贬值，等等。简而言之，IMF要通过危机把拉美进一步纳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体系中。实施这些改革是获得国际贷款的前提。

IMF的计划显然是不成功的。不仅没有解决危机，还使危机进一步加深。拉美失业率高升，贫富差距加大，出现了大规模的抗议和骚乱，IMF的稳定计划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在这种情况下，里根政府开始走到前台，介入危机过程。这就产生了“贝克计划”。

第二，“贝克计划”。1985年10月，世界银行和IMF在韩国首都召开了联合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美国里根政府的财政部部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提出了“贝克计划”。贝克计划的核心还是IMF的计划，不同的是它包含由私人银行向拉美提供另外290亿美元的贷款。但是，为了获得贷款，拉美国家必须推行IMF开出的自由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由于许多银行拒绝参与这项计划，拒绝提供贷款，而拉美国家则反复强调没有足够的财政支持难以推动这类改革，贝克计划最后流于形式。

第三，“布雷迪计划”。1989年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布雷迪（Brady）宣布，只要拉美国家愿意推行市场导向的改革，债务可以重新组合。重组后的债务将低于原有的债务额。

以上计划的核心都是市场和开放。这些改革加深了拉美经济危机，拉美经济危机愈演愈烈。上述改革还进一步导致了资本大规模外逃。到了1984年，在美国的拉美私人投资高达1 600亿美元！

从经济角度看，IMF和发达国家的这一系列的新自由主义实验必然会加深危机。在危机来临时，在信用收缩时，在总需求不足时，政府反危机政策应当是反其道而行之：力图扩张信用，力图提振需求，力图提高就业，力图提高工资。制定“华盛顿共识”的专家们不可能不知道这些简单的道理。那为什么要通过经济的、政治的、外交的压力，推行一系列注定要使危机恶化的政策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只要看看这一系列政策的结果：财富流向谁家？所形成的新的经济秩序对谁有利？

从国家博弈看，失去了经济主权，就为强权的“制度寻租”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