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美国推倒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世界资本市场、汇率市场的重新崛起扫除了体制障碍,为金融体系的全球化提供了平台。而石油危机又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闲置资本,为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自由资本”,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弹药。但是,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还需要市场参与者或市场主体。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受其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开始了一系列精心布局而不露痕迹的资本市场和市场主体的培育过程。而拉美成了这项战略布局的重要部分。
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为国际金融资本的“制度寻租”提供了历史性机会。
国际资本布局的第一步,是把拉美国家推向金融全球化。这项布局的关键是把拉美推向美国商业银行,把拉美推向国际金融市场、推向国际商业银行。这项政策的目的是将拉美改造成国际金融市场的主体,或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要举债者。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一些国际金融组织开始改变对拉美国家的贷款政策。在1950—1969年,大多数流入拉美的国际资本都是政府对政府的贷款,或者由一些国际金融组织作为正式中介的贷款。以1961年为例,拉美的外债总额中有一半来自于外国政府和像世界银行这类国际金融机构。
来自于外国政府、IMF、世界银行、OECD等的这类贷款有许多优势。虽然这类贷款往往带有许多政治的、经济的附加条件,但是大多具有贷款期长、利息较低的特点。
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世界银行、IMF、OECD等这类国际金融机构开始改变对拉美的贷款政策,开始大规模削减对拉美的官方贷款。它们的正式口号是——拉美经济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有限的资本应当投向世界上更贫穷的国家和地区。IMF或世界银行开始把官方贷款转移到亚洲国家和地区,其中大部分都是后来的亚洲“四小龙”们。
这些控制国际金融体系的组织的这种贷款政策的转变,使拉美的政府间或准政府间贷款陡然下降。到了1970年,这类贷款下降到36%以下;到了危机爆发的一年——1982年不到12%。[1]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控制IMF和世界银行的是美国。美国通过程序控制,使美国的金融战略和国际战略在这些机构的政策里得到实现。美国金融资本对这些机构同样有巨大的影响。戴维·洛克菲勒与IMF以及世界银行的高官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联络,他每年都要在自己的私宅宴请这些官员。在IMF和世界银行对拉美的政策转变中,大国背景和大国战略十分明显。
20世纪70年代,由于美元和黄金脱钩,石油价格陡然上涨。石油由美元定价,大量的石油美元流入美国商业银行。由戴维·洛克菲勒控制的银行和与其有历史渊源的另一家大银行,成了石油价格上升和大量石油美元的最大受惠者。大量的石油美元流进了这些商业银行,这些商业银行开始为石油美元寻找出路,在全世界寻租。他们的眼光自然落在了急需资本的第三世界国家身上,这些穷国成了他们最佳的捕获对象。就如同21世纪初期的次贷热中,金融资本把目光投向美国的穷人,把穷人当做他们的最佳捕获对象一样,资本在捕获猎物过程中总是寻找最脆弱的对象下手。这是金融资本的本性,20世纪70年代是这样,21世纪初期还是这样。要让拉美国家成为捕获对象,就必须把拉美国家推向国际金融市场。而IMF和世界银行切断对拉美的官方贷款就是这个目的。这些政策把拉美推向了金融全球化的陷阱。(www.daowen.com)
拉美经济发展长期依靠引进外资,依靠举借外债。IMF和世界银行大幅度减少贷款的结果,迫使拉美国家寻求新的债务来源。这种政策转变之所以对拉美国家打击沉重,还因为当时正处于美国一手导演的石油危机时期。美国一手导演石油危机,一手推动拉美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石油价格在短期内几倍地上涨,导致拉美国家的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而出口导向战略迫使拉美国家需要大量美元购买石油。拉美实际上走上了依靠举债来支撑出口导向战略的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急需外部资本的拉美国家不得不把目光投向美国的国际商业银行,开始走上了寻求短期商业贷款来弥补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转移后留下的资本空缺的道路。美国商业银行开始成为拉美主要贷款提供者。由于石油美元大量流入美国,美国的许多跨国商业银行有许多流动美元,正苦于找不到回报率高的投资出路。在这一番国际金融布局以后,现在机会来了。这些商业银行迅速入场填补国际金融组织留下的空缺,为拉美提供大量利率很低的短期贷款。一般而言,和政府间贷款相比,这些贷款既没有附加的政治、经济条款,利息又比较低,对拉美国家而言似乎是天赐良机。石油危机以及IMF和世界银行等政策转变带来的国际收支问题居然迎刃而解。
美国商业银行这只手把拉美国家从国际收支困境中拉了出来。唯一的缺点是,这些贷款一般都是短期贷款,贷款一般会很快到期,到期以后必须以新债务滚动。但是,在金融全球化的时代,在石油美元热钱急于找出路的时代,在美元短期利率较低的时代,谁会关心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拉美和美国商业银行的这种商务关系是典型的双赢关系:拉美得了美元,银行赚了利息。
国际资本为了捕猎拉美到了疯狂的地步。
当时的国际金融组织和美国的许多人十分关心拉美国家的金融改革和汇率体系改革,对那些走到改革前沿与国际金融接轨的国家给予高度评价和道义支持。他们积极鼓励和支持拉美国家货币主义经济政策和经济改革,支持它们放开外贸、放开国内金融市场、放开国际资本流动的改革。他们欢呼拉美(如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家解除资本控制和其他经济控制的措施,对匆忙放开而监督管理缺位的金融体系改革表现出极大热忱。
在这种双面夹攻下,拉美国家的金融体系门户洞开。开放的金融体系为拉美国家在国际上进一步融资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一系列的金融改革,为拉美金融全球化提供了体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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