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绑架国家利益

这种历史条件导致民粹主义十分盛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拉美大部分是民粹政治加权威统治，这些权威的民粹政府的主要承诺是解决严重的贫困问题。为了解决这种不平等问题，政府开始大力增加社会福利支出。政府希望依靠大规模的社会福利支出来改变这种社会不公正现象。拉美通过公共财政先后建立起了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如医疗、保健、教育等，实行了带有义务性质的社会保险体系，提供了大量的经济住房。

这项计划极大地增加了政府的支出，使拉美政府财政支出发生根本性转型。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拉美政府支出主要集中于大规模的经济投资、兴建工业基础设施；到了60年代，就转型为大规模增加社会支出。

由于分配不公，社会财富的极大部分为少数精英集团所攫取。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本措施应当是通过公权力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通过收入再分配来筹集资源以支持上述公共支出。占有绝大部分社会财富的精英集团应当为公共支出承担相当大一部分成本。但是，拉美政府要么迫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要么担心政策成本的上升，选择了不损害精英集团利益的方法，在不改变现有利益格局的情况下由政府承担所有成本。一定时期的社会资源是一个定量，在不改变现有的财富分配和再分配的前提下，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必然意味着政府赤字的增加。

这种不触动集中大量财富的少数人利益的公共政策选择带来了深刻教训，并具有世界性意义。

这种政策选择的结果使这些公共支出失去了长远的资源基础。在一定时期内社会财富是一块定量的蛋糕，财富的高度集中和这种公共支出的并存超越了拉美经济蛋糕的承受力，成了拉美国家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新的主要因素，催生了急剧恶化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利益集团绑架了国家利益。(www.daowen.com)

由于不触及社会财富再分配问题，政府没有充足的资源和财政收入，只好依靠赤字来支撑这种公共支出。赤字财政是拉美的基本特点。拉美国家的许多政府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依靠赤字来支撑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福利开支，后来财政赤字更加严重。财政赤字主要依靠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来支撑，大规模的货币发行，导致了通货膨胀。以智利为例，到了1970年，中央政府支出中的30.4%为社会福利支出。

与公共资源严重不足、政府赤字急速上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私人资本的大量积累。假如政府有足够的政治决心动员和利用这些闲置的社会资源，将极大减少政府的赤字压力，增加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拉美在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时期，社会结构没有根本变化。许多重要的经济资源被控制在少数人或外国资本手中，这些人通过各种方式攫取社会资源。在国有和私有并存的情况下，国有企业资产以各种方式被转移到精英手中。拉美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经济增长放慢、就业机会进一步减少、社会不公进一步加剧，政府进一步加大了社会支出，但却导致了更高的通货膨胀。那时的拉美，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国有企业亏损严重，社会急剧动荡。

贫富悬殊这个黑洞，把进口替代的经济战略吸进了恶性循环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