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集中导致二元经济结构

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前，通过内战打破了南方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拉美却不一样，新道路的选择是在几乎全部接受原有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经历一场打破原有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而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是经济发展道路再选择的必要前提。这是拉美选择新道路的根本误区和后来走回头路的原因，正是这种旧的社会经济结构打乱了拉美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拉美的新战略似乎是成功的。拉美在1935年的债务危机以后，几乎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债务危机。拉美似乎摆脱了自独立以来的债务宿命。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整个拉美的GDP以3%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许多拉美国家建立了大量新兴产业，经济结构开始呈现多样化和独立性。在20世纪50—70年代，拉丁美洲的主要经济体系的经济增长几乎可以与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相媲美。

但是，拉美原有社会经济结构开始制约经济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拉美面临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经济发展是以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的。社会财富大量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经济的发展没有改变原有的社会不公，反而使其加深，当时拉美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其基尼系数在20世纪60年代高达0.5。

贫富悬殊问题为拉美带来了许多社会经济问题，这是理解拉美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的钥匙。

到了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先后出现了通货膨胀、社会动荡等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收入分配不公。虽然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核心是土地制度。

由于历史原因，拉美的土地尤其是优质的可耕地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许多农民没有或少有土地。其土地分配在质量和数量上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这种土地制度是制约拉美经济发展的长期结构性要素。

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时期，处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底层的那一部分人口，大多集中在农村。土地是这一部分人最重要的生存条件。在社会保障机制缺乏或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为农民提供了吃、住等基本生存条件，土地制度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缺乏其他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可避免地沦为赤贫状态。(www.daowen.com)

拉美国家的政府早就意识到土地制度不公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结构性因素，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土地改革。由于这种改革触及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阻力很大，往往人去政息，反反复复，一直到了20世纪70年代都没完成。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化的启动，没有土地或失去土地的农民大批涌进城市。这些教育程度低下、技能缺乏的城市新居民，很难在所移居的城市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且城市也没有能力为这些新增加的农民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结果，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被迫沦为社会的底层。

这就是著名的拉美二元经济结构问题。

而当时政府的政策倾斜加剧了这种二元经济。当时拉美政府的政策力度主要偏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投资于与加工工业和自然资源开发有关的产业。这种政策偏好不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些优惠大资本利益的政策进一步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公。与此同时，政府没有采取措施为这些刚刚涌入城市的人们提供必要的就业培训和辅导。

这种收入分配不公，还延伸到社会经济的其他方面。例如，教育和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两极分化。一方面医疗卫生资源主要向高收入阶层倾斜；另一方面，大部分贫穷人口缺医少药。一方面教育呈现精英化倾向，偏重大学教育；另一方面，基础教育资源缺乏，忽视普及教育的推广。在基础教育方面，资源大量流向精英学校，穷人学校条件很差。20世纪60年代，拉美人均受教育年限约为3.06年。许多穷人的孩子由于多种原因进的是质量较差的学校。

使情况进一步恶化的是，穷人还缺乏足够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

新的发展道路，虽然使拉美暂时去掉了严重债务危机的枷锁，而土地制度的不公却使拉美依然笼罩在贫富悬殊的阴影下。这种不公正成了拉美经济发展中的典型结构性问题，导致拉美社会矛盾加深、长期动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暴乱频繁、内战不断，严重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