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内战与保护主义的第二次浪潮

自由贸易的法案只存在了三年。

1857年危机以后，关税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到了1858年秋季，整个北方的共和党人强烈要求修改《关税法案》。在这个大背景下，来自于佛蒙特州的众议员贾斯汀·莫里尔（Justin Morrill）于1859年在凯里建议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关税法草案。新草案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美国经济。为了获得广泛的支持，该草案建立的保护延伸到几乎所有的产业，除了制造业外，还包括农业、矿业、渔业等。糖、羊毛、大麻籽、牛肉、猪肉、玉米、谷物、矿物品（煤炭、铅、铜、锌）等都在保护之内。这项草案既保护了北方的利益，又保护了南方的利益、西部的利益和东部的利益。这项草案力图解决历史上关税保护带来的利益不均问题。正如莫里尔在介绍该草案时所说的：“在调整关税细节方面，我将像对待我们整个人民一样，将农业、制造业、矿产业和商业当成一个家庭的不同成员，每个人都应当受到平等的对待，没有人天生就应当成为替他人负重的动物”^[23]。该草案在国会经过了激烈的辩论。辩论双方阵线分明：北方支持，南方反对。该草案于1861年通过，成为法案。

该法案对共和党1860年的选举非常重要。林肯支持保护主义的历史记录和对该法案的支持使他赢得了重要的选举团的支持。

美国的这项法案，集中在国内的产业保护，因而受到以英国为首的自由贸易倡导者的激烈反对。当时的英国出于自己的利益正在积极推行自由贸易的世界体系。超级大国的利益受到了美国保护主义的极大挑战，大英帝国在美国市场的利益受到了极大挑战，大英帝国对该法案表现出了天然的愤怒。这种愤怒导致英国的政治家把它与黑奴制相提并论。英国首相帕默斯顿（Palmerston）对南部邦联的总统亚当斯（Adams）说：“我们不喜欢奴隶制，但我们需要棉花，而且我们非常不喜欢你们的《莫里尔法案》”^[24]。

新税法的税率，在1861—1862年两次上调。

当时的世界舆论对美国的保护主义出现一边倒的谴责，大英帝国对此项立法更是坚决反对。在内战中大英帝国站在南方一面，希望看到美国分裂的后果。

许多人预言美国经济将会破产，美国通过保护而成长的产业将无法面对国际竞争。当人类进入20世纪时，美国在保护主义中成长为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拥有最强大的制造业、最有竞争力的公司。面对这一现实，英国的主要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1903年不得不承认：

对外贸易对美国不是必需的。当它获得独立使它的国内市场大于整个西方市场，贸易保护不可能对它有多大损害。它给予急需帮助的产业以必要的帮助（带来的好处）有可能冲销了保护政策带来的其他经济损失。^[25]

在今天，美国也有历史学家用新思维来看待历史上的这场争论。有人干脆认为这项立法导致了美国内战。尤其是那些新自由主义者，在论及自由贸易的时候更是如此。他们认为保护主义导致了内战，因而美国为此付出了极大代价。但是，历史事实是，奴隶制是南北战争的关键，保护主义不是战争的主要原因。南方为了争取弗吉尼亚加入邦联，而承诺将提供关税保护使之取代北方的新英格兰而成为南方的制造业中心。邦联期间关税提高了17%。马克思认为，自由贸易导致了1857年的经济危机，导致了内战。

在美国谁都知道自由贸易在1846—1861年间占主导地位。莫里尔议员的保护主义提案产生于1861年，在（南方）暴乱以后。分裂不是由《莫里尔法案》导致，相反《莫里尔法案》得以通过是由于叛乱已经产生（Biogra－phies）。^[26]

1861年，内战终于爆发。南部邦联和其总统，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一开始就把独立的希望寄托于欧洲强权的干预，尤其是英国的干预。他认为，英国出于自身的利益，一定会居中调解和干预，从而导致南部的独立。寄望于外部的干预是分裂主义的共同特点。南部的外交使团到欧洲到处活动，不断进出欧洲的宫廷，希望得到承认，尤其是英国的承认。

美国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林肯总统明白无误地告诉欧洲，内战完全是美国的内部事务，坚决拒绝任何外部的调解；任何外部的干预，对南部的任何外交承认就意味着战争。与此同时，美国重申不干预的外交政策——美国不干预其他国家的事务，也不允许其他国家干预美国和美洲国家的事务。美国还在欧洲，尤其是英国，大力揭露南部的黑奴制度，争取公共舆论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在避免与英国直接宣战的情况下，对大英帝国的干预实施严厉的打击，让意志和实力在这场外交角逐中说话。

英国当时在欧洲面临拿破仑三世的兴起和俾斯麦德国的崛起。欧洲权力格局的变化，使帝国在美国的这场内战中颇感力不从心，大英帝国希望美国从此一蹶不振。在内战期间，不断打破美国对南部的战争封锁，为南部提供军火，制造军舰，护送南部派往欧洲的外交官。英国为南部建造的军舰，曾经在海外为美国制造了许多麻烦。有一段时间，大英帝国和美国几乎交战。但是，在整个内战期间，帝国没有敢公开承认南部的独立，没有正式挑战美国对南方的禁运。英国的策略是通过不宣而战的方式，非正式地支持南部的独立。

为了支持南部、打破美国的禁运，大英帝国还专门建造了一种体积小、速度快、运量小的货船。这些船只并不由英国海军直接控制，而由皇家舰队的那些正在“休假”的军人们操作。为此英国还在古巴和该地区的其他英属殖民地建立补给基地。这些船只将这些供给运输给南部邦联。

大英帝国的政策是随着美国内战的局势变化而变化的。美国要想制止英国对内战的干预，必须通过战争的胜利来说话。1862年，当北方在战争中受挫时，帝国曾打算介入，打算承认南部。1862年夏季，美国进攻南部首府的战役失败，南部在西部和东部向北方发起攻击。帝国开始想进行调解，打算承认南部邦联。英国首相曾一度想把这项调解计划提交内阁，让内阁批准。所谓调解就是变相地承认南部。美国告诉英国，对南部的承认就是两国间的一场全面战争。加上美国在战场上的胜利，英国才放弃了干预的打算。

在内战中，英国不是不想介入。为了决定是否介入，他们对介入后的风险进行了详细的评估。最后得出结论，介入意味着同美国的全面战争，而这样一场全面的战争，将导致帝国海上霸权衰落，其代价远远高于所获。阻止别人干预，有赖于意志和实力。只要让对方认识到干预带来的边际成本预期，高于干预带来的边际效益预期，干预就会却步。英国虽然没有干预，但是分裂美国的战略意图是不加掩饰的。它对交战双方保持“中立”。由于美国英国间既存的外交关系，所谓“中立”，就是对南部分裂行为的“中立”，这种“中立”本身是一种变相的承认。作为“中立”的表现，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同时与双方的外交使团接触（与南部邦联的接触是“非正式”接触）。这种“中立”使南部看到了被承认的潜在希望，鼓励了南部的分裂行为。英国不仅“中立”，而且根据国际法的准则，还进一步承认美国和南部邦联为“交战双方”。这种不偏不倚的外交政策，将交战双方放到了平等的地位上，为大英帝国将来干预奠定了法律基础。

大英帝国的种种试图分裂美国的阴谋，终于因为美国在战场上的胜利而破产。

内战彻底摧毁了当时美国国内最强大的自由贸易利益集团，英国大规模干预美国国内事务的利益基础被全部打破，自由贸易从此失去了坚实的利益基础。自由贸易的利益基础暂时消失了，强烈的保护主义、美国学派、美国体制成了美国的长期国策。美国迎来了保护主义的第二次浪潮。

美国对欧洲的关税高达49%。内战以后的美国空前统一，国内市场受到严格保护，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美国进入了大规模的重建。美国用关税收入推动工业发展，推动科学技术的研究，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关税保护使美国的平均工资远远高于实行自由贸易的欧洲，尤其高于英国。欧洲的许多优秀人才开始大量移居美国，美国开始享受免费的“人才红利”。

南北之争，也是体制之争。内战以暴力的形式，在非常短的时期内，摧毁了南方的黑奴制，从生产关系上使南方和北方统一起来。那种依赖海外市场、依赖自由贸易的旧的经济关系不复存在。这种经济关系的变化，是美国后来迅速工业化的原因之一。

美国终于打开了那扇历史之门，踏上了门后面的历史道路——一条通向帝国的道路。这个时候的美国已经占据了历史赐予的最佳位置。在经历了几乎100年的探索和摇摆之后，在经历了100多年和超级大国的博弈之后，美国终于走上了以保护主义为特色的发展道路。高关税为美国提供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国内市场环境，使美国得以在严格的保护下完成工业革命的进程。

在经过几十年的博弈以后，大英帝国无可奈何地看到，美国已经掌握了自己的未来，走上了通向帝国的道路。

从1861年到20世纪30年代，除了1913年以后的短暂几年，美国的关税长期高达49%。在这期间美国没有跟在英国后面学习模仿，而是以跨越的方式进入新一轮工业革命，把大英帝国抛在了后面，进而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最完整、最繁荣的经济体系。

假如美国走上自由贸易的道路，处处向先进的欧洲，尤其是英国学习，历史会是什么样子？假如美国按照国际分工，安于低端产业，实施两头在外的轻松战略，历史会是什么样子？假如美国在几次经济危机以后还墨守成规，让自己的民族工业在自由贸易的暴风骤雨中自生自灭，历史会是什么样子？假如美国安于商业繁荣而不思进取，美国会是什么样子？

历史不能假设。美国不是通过假设而是通过保护主义而崛起，而成了超级大国。在它成为超级大国以后，和昔日的大英帝国一样，它开始试图把竞争对手关在那扇通向强国之路的大门外面。

【注释】
(www.daowen.com)

[1]Murray N.Rothbard，The Panic of1819：Reactions and Policies，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见http://mises.org/Books/panic 1819.pdf.pp.3 4。

[2]见http://american＿almanac.tripod.com/warhawk.htm。

[3]见http://american＿almanac.tripod.com/warhawk.htm。

[4]President Monroe’s seventh annual message to Congress，December 2，1823，见http://www.ourdoc-nments.gov/doc.php?flash=true＆doc＝23＆page＝transcript。

[5]F.W.Taussig，Henry Lee Professor of Economics in Harvard University，The Tariff History of the United Sates，PartⅠ，Fifth Edition，pp.10，17。

[6]Murray N.Rothbard，The Panic of1819：Reactions and Policies，Ludwig Von Mises Institnte，见http://mises.org/Books/panic1819.pdf,p.12。

[7]Victor Selden Clark，History of Manufact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1949，p.240.

[8]Murray N.Rothbard，The Panic of1819：Reactions and Policies，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见http://mises.org/Books/panic1819.pdf,p.6。

[9]Merill D，Peterson，The Great Triumvirate，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7，p.6.

[10]Merill D，Peterson，The Great Triumvirate，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7，p.4.

[11]见http://www.tax.org/Museum/1816-1860.htm。

[12]Murray N.Rothbard，The Panic of1819：Reactions and Policies，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见http://mises.org/Books/panic1819.pdf，pp.6 7。

[13]参见Murray N.Rothbard，The Panic of1819：Reactions and Policies，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见http://mises.org/Books/panic1819.pdf，p.6。

[14]参见上书，p.9。

[15]参见上书，pp.9、10、11。

[16]参见上书，pp.12～13。

[17]Murray N.Rothbard，The Panic of1819：Reactions and Policies，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见http://mises.org/Books/panic 1819.pdf，p.15。

[18]参见Murray N.Rothbard，The Panic of1819：Reactions and Policies，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见http://mises.org/Books/panic1819.pdf，pp.19 20.

[19]参见上书，p.14。

[20]见http://www.digitalhistory.uh.edu/database/article_display.cfm?HHID=574。

[21]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American_System_（economic＿plan）。

[22]本节所有引文均出自该法。

[23]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Morrill_Tariff。

[24]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Morrill_Tariff。

[25]Alfred Marshall.Official Papers ed by John Maynard Keynes.London：Macmillan and Co.，1926.p.398.

[26]Karl Marx，The North American Civil War，20October，1861，见http://www.aotc.net/Marxen.htm。